“項羽不死于烏江說”商榷

發布時間:2016-07-04 16:03作者:hxzf99vc 來源:匿名瀏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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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傳璋

 

提要:本文對“項羽不死于烏江說”的理據進行了全面清理,指出由于對《史記》文本的誤讀和研究方法的失當,該說不能成立。同時認為:項羽東城快戰發生在東城縣域的四山。秦代的烏江亭屬于東城縣。項羽“欲渡烏江”與臨江拒渡二者統一于一身,是其人格的必然發展。司馬遷敘寫項羽的結局在《項羽本紀》正文中據事錄實為自刎于烏江,而在篇末贊語中正式書為“身死東城”,是同篇前后互見足義,體現了太史公嚴謹的史法。

 

關鍵詞:垓下  東城  烏江  研究方法

 

目 錄

一、引言

二、項羽烏江自刎是太史公的實錄“欲渡”與拒渡統一而不矛盾

三、東城快戰發生在東城縣域的四

四、秦代的烏江亭地屬東城而與歷陽無涉

五、項羽烏江自刎說并非始自元人雜劇

六、關于《項羽不死于烏江考》研究方法的質疑 

七、《史記》所述秦漢史未可輕議

 

一、引 言

著名“紅學”家馮其庸教授痛感于“烏江自刎,這是千古流傳,人人皆知的一個歷史人物項羽的結局。但這個傳說是否可信卻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思考,甚至連史學界都沒有予以注意,一直是沿襲舊說”之不當,遂根據他對《史記》中相關文字的“分析”思考和多次的實地調查,乃發現《史記》中“無一處寫到項羽烏江自刎。相反,卻是明確說‘身死東城’”,死于烏江的誤解始于唐人張守節的《史記正義》。于是撰為《項羽不死于烏江考》,提出“項羽是死于東城而不死于烏江”的“新的結論”。由于馮先生的“考證”是“從調查入手,又分析了古籍的訛誤”,所以在2007年第二輯的《中華文史論叢》(總第八十六輯)刊布后,便在媒體和讀者中激起了不小的波瀾。

筆者近日有幸拜讀先生的鴻文,在享受了“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樂趣并獲得諸多教益之余,卻也對先生對古典文本的解讀、研究的方法竊有所疑,因而對先生“新的結論”亦不敢貿然茍同。筆者依然堅信項羽“烏江自刎”與“身死東城”,都是司馬遷的實錄,二者完全統一而無絲毫矛盾。太史公對項羽之死的兩種書法蘊含著嚴謹的史法,應毋庸置疑。至于“項羽不死于烏江說”所作的“考證”,由于自身難以彌縫的種種缺陷,亦恐難以推倒“舊說”。先生的大作由引首、正文四節附加“贅言”構成。以下請容筆者依馮文的敘次將拜讀后產生的疑惑不解與固陋之見奉陳  先生道席,敬祈不吝賜教;同時亦欲借此機會與關心項羽結局的朋友切磋討論。

 

二、項羽烏江自刎是太史公的實錄“欲渡”與拒渡統一而不矛盾

 

《項羽不死于烏江考》第一節為“司馬遷對項羽敗、死的敘論”。作者為了“檢驗核證”項羽不死于烏江,引錄了“最早的記錄”——《史記》中有關項羽之死的“全部”文字,包括《項羽本紀》、《高祖本紀》、《樊酈滕灌列傳》,以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因追擊項羽于東城并“共斬項羽”而立功封侯者的“侯功”表文,然后斷言:

此外如《漢書》、《資治通鑒》、《通鑒紀事本末》等書,也全同《史記》,故不再引。上述《史記》有關項羽之死的全部文字,除《項羽本紀》中有“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船待”兩句涉及烏江,當另作分析外,其余無一處寫到項羽烏江自刎。相反,卻是明確說“身死東城”、“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羽”……其地點當然都是在東城。由此可見,《史記》里確實不存在烏江自刎之說。相反,卻是用論斷式的語言說:“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司馬遷這樣斬釘截鐵的斷語,以后的班固、司馬光、袁樞等,都沒有異辭,這難道不足以說明問題嗎?①

如果事情果如先生所“檢驗核證”的那樣——“《史記》里確實不存在烏江自刎之說”,《漢書》、《資治通鑒》、《通鑒紀事本末》等史書里同樣不存在烏江自刎的記事,人們沒有理由不相信馮先生所證發的“項羽不死于烏江”的“新的結論”。然而馮氏所言絕非事實。先生應該記得他前面征引的第一篇“最早記錄”——《項羽本紀》中,在“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船待”,而項王臨江不渡、贈騅報德之后,有如下的文字:

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余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余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后,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①

司馬遷在《項紀》中明確記敘了項羽在烏江渡口與漢軍激戰后從容“自刎而死”,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著錄的那五位勇敢的侯爺“共斬項羽”的真相又是如此!面對太史公的白紙黑字,先生竟有膽量說“《史記》里確實不存在烏江自刎之說”!

先生為了論證他提出的“項羽不死于烏江”的“新的結論”,自然是檢閱過《漢書》、《資治通鑒》、《通鑒紀事本末》等史書的相關文字的,因為他明確作了交待:這些史著“也全同《史記》,故不再引”。為了說明問題,筆者不憚其煩,還是要征引一下,以明究竟。

先看班固的《漢書》。《漢書》系奉詔之作,向以謹嚴著稱。《漢書·項籍傳》對關乎大漢龍興楚亡漢勝最為關鍵的一幕是如此敘寫的:

[項羽]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余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公得。”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蹈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后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①

班固在《漢書·項籍傳》中明確敘寫項王在烏江渡口“自剄”而亡,“自剄”即自刎,怎么能說《漢書》“無一處寫到項羽烏江自刎”呢?

再檢閱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通鑒》卷第十一《漢紀三》,記敘了項王在烏江渡口“乃以所乘騅馬賜亭長”后,

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余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示中郎騎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余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后,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戶,封五人皆為列侯。②

司馬光明確敘寫了項羽在烏江渡口“自刎而死”,先生豈能一筆抹煞!

最后檢索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其書卷第二《高祖滅楚》題下清晰記敘了項羽在烏江渡口臨舟不渡、贈騅報德后,率領余騎皆棄馬與漢軍步戰,

[項王]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示中郎騎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刎而死。……①

班固、司馬光、袁樞等史學大家與太史公異口同聲,在各自的史學名著中都以明確的文字著錄了項羽在烏江渡口壯烈的結局——“自剄”、“乃自刎而死”、“乃刎而死”。先生竭力掩蓋顯白的史實,為的是力挺他的項羽乃“死于東城縣邑”的獨特發現。

先生為了徹底否定司馬遷關于項羽于烏江自刎的實錄,首先用大量筆墨力圖證成“項羽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船待”一段文字文意“前后明顯不接”,有“矛盾紕漏”:

“項王乃欲東渡烏江”,《項羽本紀》的這句話,是意向性的話,是想東渡烏江,而不是已經到了烏江。一個“欲”字,充分說明了它的意向性和它的未遂性,這是一。其次是“東渡”這個詞,既具有方向性,又有距離感。“東”字表明烏江在東城的東面,而且含有一定的距離(據安徽省交通部門提供的資料,東城離烏江還有二百四十華里)。……千萬不能把項羽所處的地理位置弄模糊了。項羽此時是在東城,這一點必須明確記住。項羽是“欲”(想要)東渡,實際上還沒有離開東城。②

今按:先生說“欲”字包含“意向性”和“未遂性”,“東渡”具有“方向性”和“距離感”,就字面意義論,都對;但太史公文句的真實含義并非如先生所說的項王想從東城縣邑向東到二百四十華里之外的烏江,而是項王想從江西的烏江向東渡過大江抵達江東的吳中。“東渡烏江”句中的“烏江”是地名而非水名,《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一百三十一《和州·山川·烏江浦》:“在州東北四十里,土多黑,故名。”①可證。烏江是秦九江郡東城縣屬下的一個亭。烏江亭瀕臨長江有烏江浦,是古代長江北岸重要的津渡,斜對岸便是牛渚圻,那里有直通吳中的馳道,秦始皇三十七年南巡會稽,便取牛渚東進。說項羽此時還在東城縣域,自屬正確;說項羽此時“還沒有離開東城”縣邑,則大謬。班固《漢書·項籍傳》在敘完項王在東城縣域的四山潰圍、斬將、刈旗后,接著寫道:“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船待。”用特筆加上“遂引”二字,標明項王在四山潰圍成功,隨即引導麾下二十六騎向南馳往烏江亭準備渡江。詳考見拙文第三節。

先生之所以有上引的論判,原因蓋出于誤讀太史公“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的文本。眾所周知,在先秦兩漢的典籍中,介詞“于”若與動詞連用引進處所名詞構成介賓結構時,介詞“于”經常省略而無損文意。《史記》中這種句法更屬常態。例如:

[1] 《五帝本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②完整的句子應是:“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前面三個句子中的介詞“于”均省去。

[2] 《項羽本紀》:“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3}完整的句子應是:“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兩個介詞“于”均省去。

[3] 《封禪書》:“天子病鼎湖甚。”{4}完整的句子應是:“天子病[]鼎湖甚。”句中介詞“于”省略。

[4] 《太史公自序》:“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①完整的句子應是:“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這段話中有四個介詞“于”都被省去。

《項羽本紀》“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其句式結構與上引諸例完全相同,完整的句式應為“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在這個文句中,“東渡[]烏江”即“于烏江東渡”。“東渡”意指“向東渡過[大江]”,而不是先生所指的“‘東’字表明烏江在東城的東面”。實際的地理方位也是烏江在東城縣邑的南面而非“東面”。唐人劉知《史通》卷六《敘事第二十二》曰: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②

《項紀》“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船待”,在這兩句連續的表述中,項王已抵達烏江亭,原本不言而喻。這正是太史公文約事豐、述作尤美的表征。先生既不明太史公的句法,又僅從句中截取個別字詞,本先入之見,作孤立的發揮,自難免把太史公的“實在語意弄錯了”。

先生又引“烏江亭長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然后批評說:

這段文字,與上文明顯矛盾。上文是說“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這話是說項羽自己想渡烏江,烏江亭長是順著他的思路勸他迅速渡江。不料項羽卻突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說“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好像他根本沒有想渡烏江,上文“欲東渡烏江”似乎根本不是他的念頭,文章前后明顯不接。這是矛盾之一。

“烏江亭長船待”,這句話讓人產生錯覺,好像烏江亭長和項羽都已經在江邊渡口了。而實際上項羽并未離開東城,也已不可能離開東城。所以這句話并非寫實,烏江渡口離開東城還有二百四十華里,烏江亭長怎么可能了船,跑到東城來接項羽呢?這是文章明顯的紕漏。這是矛盾之二。①

總之,“項王乃欲東渡烏江”與下文的“天之亡我,我何渡為”是前后矛盾的,而“烏江亭長船待”這句話并非實寫,與當時所處的地理位置也完全不相符,所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此這句話是不足為據的。②

今按:要想明白太史公于此敘事有無“紕漏矛盾”,先要知悉項王“欲東渡烏江”的背景。其實我們只要細研《項羽本紀》,就不難知道項王“欲”從烏江浦東渡以達江東的意圖,在“直夜潰圍南馳”前已然決定。項王作此決定的背景是,“項王軍壁垓下”,被“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之前,楚漢兩大軍事集團曾經進行過一場“決勝垓下”的大會戰。司馬遷在《項羽本紀》中略去不提,而運用互見法在《高祖本紀》中予以詳敘: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后,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后。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3}

此役漢王劉邦及諸侯集結的總兵力將近百萬,而項王之卒只“可十萬”。韓信指揮漢軍大敗楚師。楚軍損失慘重,從此再無力組織反攻,不得不收縮殘部退入垓下,憑借有利地形固守壁壘。項王夜聞四面楚歌,知淮海地區已盡入漢手,在此無法立足,唯有突圍南走保守江東或有再度崛起的機會。故決心“潰圍南馳”。由垓下南走江東,有東西兩條路線。東路取道廣陵——丹徒至吳中,路徑最短。這是八年前項羽輔佐季父項梁率江東八千子弟開赴江西抗秦主戰場時走過的路線,不同的是當年是自東而西,現在將是自西而東;但在漢王四年,東線所經城邑直至江濱,已被齊王韓信麾下騎將灌嬰攻占,廣陵封渡。①當下可供項王選擇的只有西路,取道烏江——牛渚,沿秦始皇三十七年東巡會稽的馳道至吳中。對項王來說,西路路徑較長而且生疏,但除此別無選擇。司馬遷于“潰圍”之后所下“南馳”二字,表明項羽對突圍方向、行軍路線的正確決策,這已為下文“項王欲東渡烏江”張本。史公敘事誠如劉知所言:“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后經終言,分布雖疏,錯綜逾密。”②因此,先生說“欲東渡烏江”“根本不是”項王的“念頭”的說法,是妄加猜測。至于他說“想東渡烏江的不是項王,而是項王的部從”,更屬荒誕無稽。

“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句中的“于是”這個介詞結構指代項王自東城縣域的四山突圍南馳烏江的時間,此時正預備從烏江浦東渡大江。“烏江亭長船待”,也非“空穴來風”。四山距離烏江浦不過三十里左右(詳見拙文第三節)。當項王在四山“叱漢千騎,如獵狐兔”、潰圍斬將刈旗之時,金鼓齊鳴、殺聲動天的慘烈廝殺的情報不容不迅捷傳到烏江亭。顧炎武曰:“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原注:《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以今度之,蓋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而《漢書注》云:“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又必有人民,如今之鎮集。”①烏江亭轄烏江浦,為長江北岸津渡要沖,戰爭時期亭長自必掌控渡江之舟。作為西楚霸王的臣民,得到項王正在四山與漢軍追騎激戰的情報,亭長不難判斷項王此番南下必為渡江,船以待項王東渡,正是亭長職責所在。他根本不需要如先生所說的跑到二百四十華里之外的東城縣邑去接救項王,所謂“矛盾之二”,其實是捕風捉影。

項羽原本計劃從烏江浦橫渡大江回到江東以圖后舉的。烏江亭長也敦促他登舟啟航:“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從亭長的話可知,當項王佇立江濱之時,漢騎尚未追至,但并無多少時間可容耽擱,故亭長催促項王“急渡”;而渡船僅有亭長操舵的一條,項王只要登舟,漢軍即使追至渡口,也只能望洋興嘆。這真是千載一時的良機。然而項王在片刻的沉思猶豫之后,拒絕了亭長的盛意敦請。他的回答出人意料:

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于心乎?”②

由“欲渡”轉為拒渡,項羽的理由有二:一是天亡我,渡亦無用;二是無顏見江東父兄。面對滔滔大江,項羽心潮澎湃,自吳中起兵反抗暴秦以來八年的征程瞬間浮現腦際。他項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他認為是天意要他成功;五年與漢相爭,盡管“身七十余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然而卻在垓下一敗涂地,“卒亡其國”①,他認為這也是天意,天要他亡,渡也枉然。“天道遠,人道邇”,更使他羞愧得無地自容的是,八年前江東父兄托付給他的八千子弟,而今竟無一人生還交付江東父兄。他現在只要踏上渡舟,即將面對江東父兄,他無法承受內心的愧疚。項羽是出身“世世將家”的楚國貴族子弟,身上承載著秦漢之際已難得一見的貴族品性,盡管他有悍殘暴的一面,但尚正義、富同情、重責任、有擔當、行事光明磊落,仍是其性格的主流。他對于滅秦以后,戰火依然不熄,“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轉漕”的現狀深深不安,他希望及早結束這種局面,還民眾以安寧和平。漢之四年,項王在廣武曾“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愿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②當項王在烏江渡口面對亭長的唯一舟楫,在渡與不渡的問題上曾有過短暫的遲疑未決。烏江亭長之所以船“待”,正是因為他看到項王在千鈞一發的緊張時分還在沉吟,于是他將渡船櫳在碼頭期“待”項王迅急登舟。然而“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的潛意識,在當下無顏見江東父兄表層意識的驅動下,促使項羽由“欲渡”突變為拒渡。這一巨大的變化,在先生看來是無法化解的大“矛盾”,文章亦“前后明顯不接”。然而這一突變其實正是項羽全部人格的必然發展,反映了項羽在個人霸業與民眾福祉兩者之間的權衡抉擇。“欲渡”是一般人面臨絕境時的必然選項,而“拒渡”則是非常之人的項羽在非常形勢之下所行的非常之事。原先“欲渡”的是項羽,面對舟楫拒渡的也是項羽,兩件事相反相成在項羽一人之身達到了完美的統一,豈有“矛盾”可言?正是因為項羽能渡而不渡,寧愿自擇戰死沙場,以謝對他信任有加的江東父兄,以慰追隨他轉戰南北壯烈犧牲的江東子弟的英靈,從而最終成就了項羽的完整人格。項羽也因此雖死猶生,贏得了千秋美譽。

論到項羽的人格與烏江拒渡的意義,明人汪佃在其《重修霸王廟記》中有段論述頗有思致:

撮其大節,得四善焉:夫鴻門之宴,沛公已在掌股間,重以亞父之示、項莊之劍意,曾不一動其中。雖天命有歸,人莫敢干,而項伯之曉譬已明,王之信誓已固,終莫之渝。至于烏江之遁,若從亭長之言,跳身獨渡,鳩合余燼,西向以圖再舉,尚不知鹿死誰手。而王自分天亡,至死靡憾,蓋誠知事之必不可成,不忍覬福于萬一,重困江東之子弟也。故予謂其不除沛公近于義,不渡烏江鄰于智,顯存故交信也,陰全江東仁也。

先生是“紅學”名家,自然知道人性的豐富多面與復雜易變,豈可以“是”與“不是”機械簡單的二分法來論定如項羽這樣的非常之人?關于項羽豐富而復雜的個性,錢鍾書先生有段話說得好:

《項羽本紀》僅曰:“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至于性格氣質,都未直敘,當從范增等語中得之。“言語嘔嘔”與“喑叱咤”,“恭敬慈愛”與“悍猾賊”,“愛人禮士”與“妒賢嫉能”,“婦人之仁”與“屠殘滅”,“分食推飲”與“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違;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兩手分書,一喉異曲,則又莫不同條共貫,科以心學性理,犁然有當。《史記》寫人物性格,無復綜如此者。①

筆者認為,先生的這段話或許可以化解馮先生關于“欲渡”與“拒渡”冰火不容的困惑。

         

三、東城快戰發生在東城縣域的四

 

《項羽不死于烏江考》的第二節為“從司馬遷對項羽自垓下至東城的戰斗歷程的敘述看項羽的死地”。先生依據《項羽本紀·太史公曰》稱項羽“身死東城”,便堅執項羽死于東城邑,認為項羽烏江自刎乃“空穴來風”,出自后人傳說。他在論述“項羽當時所在的地點”時,先征引《項羽本紀》:

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

然后下判斷:

據此,項羽當時所處地點是在東城,而“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后面還有“卒困于此”、“天之亡我”、“今日固決死”等項羽的話,可見項羽已困死在東城,不可能突圍出去了。

還特別提醒讀者,這“是這一歷史事件的基本事實,我們分析問題,不能離開這個基本事實作任意的猜測。”①

但細心的讀者不難察覺,太史公所稱的“東城”指的是“地”——東城縣域,對此《項紀》中關于東城快戰發生地的“山”及后來自刎的處所烏江都有清楚的表述。而先生所謂的“東城”卻指的是“點”——東城縣邑,這從馮先生在其大作中不惜用十二次筆墨予以強調的“東城至烏江還有二百四十華里”得到確定。可見司馬遷筆下的“東城”與先生所稱的“東城”并非同一概念。這一點倒是“必需明確記住”的。《項紀》中敘說項王“至陰陵”,意謂進入陰陵縣境,而非指進入陰陵縣城,否則何來“迷失道”,又何必請“田父”指路,更不會受紿陷入大澤。同樣,“至東城”是指由陰陵縣境進入東城縣域,并非指進入東城縣城。先生想必記得,漢王三年(204)十二月,項王分封的九江王英布被漢使誘降投漢,項王令“項伯收九江兵”,九江國屬縣悉數歸入西楚王國版圖。《史記·楚漢之際月表》有明確記載:漢王三年十二月,“[]布身降漢,地屬項籍。”①漢四年七月,漢王“立布為淮南王”。②蓋為虛授,并無實地,其時淮南地屬項王。漢王五年十二月,楚漢在垓下決戰,項王兵敗南走時,沿途所經之楚九江郡下屬的鍾離縣、陰陵縣、東城縣,以及江濱的歷陽侯國,并未易漢幟。這從馮先生曾經征引的《樊酈滕灌列傳》——

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3}

可證在項王自刎之前,陰陵、東城、歷陽都還有楚軍守城,所以在項王死后,仍需灌嬰率兵去“下”。“下”者,以武力攻克也。如果“至陰陵”、“至東城”真如先生所言是指進入陰陵、東城縣治,那么項王完全可以調動守城將士助其抗擊漢軍追騎。試想以項王之英武,楚卒之善戰,三年前的彭城之戰,項王僅率三萬士卒即橫掃五十多萬諸侯聯軍如落葉,項王現在若有陰陵、東城楚卒助戰,灌嬰的數千(渡淮過程中減員,不再是五千)車騎又何堪一擊!然而歷史的真實是,項王為了爭取南馳渡江的時間,沿途并未進入他治下的任何一座縣城,更未調集守城士卒助戰。因此,先生固執“東城”即東城縣治(“距離烏江二百四十華里”),“當時項羽被困死在東城”“再也無法脫身了”云云,才是憑虛造說“空穴來風”。

根據《項羽本紀》的記事,項羽即使在東城快戰后也并未“被困死”,而是再度潰圍南馳:

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余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愿為君快戰,必三勝之,為君潰圍,斬將,刈旗,令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于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①

在這段精彩的敘述中,項王先是聚其二十八騎于一座山頂,面對包圍他們的數千漢騎,分為四隊,布為環形防御陣法,鋒刃朝外,集蓄其勢。然后“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以為疑兵。同時,項王率先大呼馳下,漢軍皆如弱草隨風倒伏,“遂斬漢一將”,并成功地與其騎在該山的東坡“會為三處”,使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不得不“分軍為三,復圍之”,從而使漢軍每一包圍圈都被項王的戰術大大削弱。此時,項王再度從東坡馳擊漢騎,“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在漢軍驚慌失措的檔口,項王將分散東坡的三處將士復聚為一,在使漢騎蒙受巨大殺傷的過程中,項王僅“其兩騎耳”。經過這場被后世稱作“東城快戰”的激烈戰斗后,項王能夠“復聚其騎”,并從容自豪地對其部屬說:“何如?”可見項王統率的二十六騎已勝利地突出漢騎的重圍,按預定目標,向烏江奔馳了。灌嬰所率的數千漢騎在東城縣域的這座“山”上并未能將項王“困死”。

項王憑借東城縣域內的這座“山”勢,居高臨下,勝利潰圍,而當時項王并不知此山何名。故太史公根據本紀紀主的立場也只據實書作“期山東為三處”。班固作《漢書》時,此山早成名聞遐邇的“四山”,《漢書·項籍傳》將《項羽本紀》的“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漢軍圍之數重”,作如下的修改:

于是引其騎因四山而為圜陣外向。漢騎圍之數重。①

意謂項王此時領導他的二十八名騎士登上四山,憑借山勢布下圓形軍陣,鋒刃朝外,面對包圍的漢軍騎兵。此山何以名為“四”?《漢書》顏師古《注》引“孟康曰:四下隤陁(tuì yǐ)也。”《廣雅·釋詁二》:“(xié)也。”《集韻·紙韻》:“,邪。”可知皆傾斜之義。四山正因山勢四面均自山頂向山麓綿延傾斜成緩坡梯形而得名。項王在南馳途中選擇此山在山頂布為圓陳,是因此山的山形地貌便于居高臨下俯沖敵陣。班固清楚地知道項王“東城快戰”的戰場在四山,而不在東城縣邑。北魏的酈道元也清楚項王在四山潰圍斬將后成功率騎南走。《水經》卷第三十《淮水》:“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注》曰:

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漢以數千騎追羽,[]帥二十八騎引東城,因四山,斬將而去,即此處也。②

那么,這座位于秦代東城縣域的四山究在何處?現存地理志書最早記錄項羽“東城快戰”發生地四山的,當數北宋初年史臣樂史所撰《太平寰宇記》,該書卷第一百二十四《淮南道·和州》卷,在和州所領烏江縣有下述記載:

  在縣西北七十五里。項羽既敗垓下,東走至東城,所從惟二十八騎,漢兵追者數千,羽乃引騎()[]山而為圓陣,即此山也。①

北宋王存等奉敕編撰的《元豐九域志》卷第五《淮南路·和州歷陽郡》所領屬的烏江縣下,《注》文:“有四山,大江,烏江浦。”

南宋王象之撰《輿地紀勝》二百卷,其《自序》稱:“余少侍先君宦游四方,江淮荊閩,靡國不到。”該書大量征引《太平寰宇記》文,其卷第四十八《淮南西路·和州》卷,同樣著錄了和州烏江縣的四山,但對山距縣邑的里程有所修正:

  在烏江縣西北三十里,直陰陵山。項羽既敗于垓下,走至東城,所從惟二十八騎,漢兵追者數千,乃引騎依四山為圓陣,即此山也。今山石上有走馬足痕。②

此條顯然參考了《太平寰宇記》,但將《寰宇記》所記四山距烏江縣邑里程字誤修正為“西北三十里”,《方輿紀勝》的更正是對的。

《嘉慶重修一統志》之《江蘇統部·江寧府一》所屬江浦縣錄有陰陵山和四潰山(按:潰為“”之訛),《志》云:

陰陵山  在江浦縣西南四十五里。又西南十里有四潰[]山,皆接安徽和州界。{3}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一百三十一《和州·山川》錄有“四潰山”曰:“在州北七十里,亦名四馬山,接江蘇江寧府江浦縣界。”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九,亦名“四馬山”,位“在全椒東南三十五里。”

根據《輿地紀勝》、《嘉慶重修一統志》、《讀史方輿紀要》等地理志書著錄的四山的四至里程:東北距江浦縣城五十五里、東南距烏江縣(今和縣烏江鎮)三十里,西北距全椒三十五里,可以確定四山的座標正在安徽和縣、全椒、江蘇江浦三縣交接處,今名四馬山或四潰山的,正是歷史上項羽與漢騎將灌嬰所率漢軍追騎于“東城”鏖戰的古戰場。這座山巒經過實測,標高81.8,山形略呈四面緩坡梯形,平均坡度為3°-6°,頂點坡度為5°-10°。山腳長邊2公里多,寬約1公里,周5公里略多。四山距全椒縣城18公里,距江浦縣城28公里,距烏江13公里,烏江距江浦縣城亦為28公里。古地志中的里比今日的華里要短,所記里程經過換算與實測結果相符。這座不算高又不太小的四山,其梯形緩坡的山巒正好可供項王與其二十八騎在山頂布下環形防御陣勢,然后縱騎馳下,沖決漢圍,斬將,刈旗。這座首次被班固寫入《漢書》的四山,距項王“欲渡”的烏江浦不足三十華里,項王的千里騅馬片刻可至。

然而先生別有所解。他說:“《本紀》明確說‘自度不得脫’、‘卒困于此’、‘今日固決死’,可見項羽已不可能突圍出來了,怎么可能再到烏江呢?”“‘今日固決死’,這更是十分明確地說明項羽已‘必死’。”又說:“這場戰斗是發生在東城,而不是發生在烏江,……而這時項羽等二十六人已是‘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從東城到烏江是二百四十華里,即使是且戰且退,‘步行’還能走二百四十里嗎?”

其實項王“自度不得脫”的“度”是忖度、估量之辭,并非必“不得脫”;至于“今日固決死”,無非是表達出萬死而不求僥幸一生的決心,而并非如先生所說的“必死”。這三句話與項羽在鉅鹿之戰前,下令破釜沉舟燒廬舍“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同一機杼,豈可將項王的或然之思當作必然的結果!當年的事實分明是項王在東城縣域的四山兩度潰圍斬將刈旗之后,率領二十六騎勝利突圍南趨烏江了。

至于說項王與其麾下壯士二十六騎在東城“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更屬天外奇談。眾所周知,手持刀劍之類短兵的步卒擅長近身與敵格斗,這就是項羽少時不愿學的“劍,一人敵”的功夫,難以抵御騎士戰馬的沖擊與戈矛之類長兵的擊刺。馬步交戰,步兵顯處劣勢。項王與其麾下壯士明明都有駿馬可乘,卻棄而步行與漢騎交鋒,諳熟步騎戰法的項王豈會作此荒唐的舉動?而細繹太史公在《項羽本紀》中所描述的“東城快戰”場面,分明有項王“謂其騎”、“乃分其騎以為四隊”、“令四面騎馳下”、“于是項王大呼馳下”、“與其騎會為三處”、“項王乃馳”、“復聚其騎”、“騎皆伏()曰”等諸多文字,皆為騎戰,而絕無“下馬步行接戰”的只字片語。先生如此造說,為的是落實他如下的設想——“從東城到烏江是二百四十華里,即使是且戰且退”,“步行”也決不能走到烏江,那么“烏江自刎”自屬“空穴來風”。但臆測不等于事實,《史記》文本俱在,豈容任意曲解!

太史公在《項羽本紀》中敘寫項王“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是在距東城縣邑二百四十華里之外的烏江渡口。不僅不在東城縣邑,甚至也不在東城快戰戰場的四山。先是項王將自己乘坐的駿馬名騅奉贈給被他尊稱為“長者”的烏江亭長,然后才下令騎從與他一樣下馬步戰。文字顯白,毫無歧義。先生將項王烏江步戰硬要嫁接到東城縣邑,做此自欺欺人之舉,未免過分了一點。

先生為了力證項羽不可能“步走”二百四十里到烏江自刎,還提出一項有力的“證據”——《史記·灌嬰列傳》“追項籍至東城,破之。”他對文中的“破之”特加疏解——“破”者,“滅”也。也就是在東城消滅了項羽。所以下文就是總結性的語言“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

既然“在東城”就“消滅了項羽”,“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那么項王又豈能復活步行二百四十華里趕到烏江再行自刎?

先生的這項“力證”存在天然的缺陷,缺陷在于馮先生“破者,滅也”自我作故式的訓詁。先請看《史記·項羽本紀》中的下列文字:

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①

《高祖本紀》也同敘此事。按先生的訓解,“破”,已是“消滅”;“大破”,則更是徹底干凈的消滅。若此,漢王及其部眾斷無孑遺,兩個月后的垓下會戰絕不會發生,更不待說楚亡漢興劉邦榮登皇帝寶座了。然而這只是當下盛行的一種“戲說”,而戲說之所以可能則原于馮先生在訓詁了出了一點小小的毛病。

且看古典字書是如何訓解消、滅、破這幾個字的。《說文·水部》:“消,盡也。”又“滅,盡也。”故消、滅二字可以互訓。更古的字書《爾雅·釋詁下》:“滅,絕也。”綜而言之,“消滅”為完全除盡之辭,而“破”的含義與此有別。《說文·石部》:“破,石碎也。”段玉裁《注》云:“引伸為碎之。”即碎裂不整之意。又《正字通·石部》:“破,行師敗其軍,奪其地,皆曰破。”故“破之”,就是“敗之”;“大破之”,就是“大敗之”。如此而已。先生將“破”訓為“消滅”,是夸張失度了。事實是項王在固陵并未消滅漢王劉邦及其大軍,僅是把他打得大敗而已,所以《項羽本紀》“大破之”的下文是“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至于灌嬰的數千騎兵在東城縣域的四山也僅殺死了項王的兩名騎士,并沒有就此“消滅”項王。此時此地灌嬰“所將卒五人”更沒有“共斬項籍”。所以《項羽本紀》的下文才有烏江渡口的步騎激戰和項王壯烈自刎的場面描寫。

 

四、秦代的烏江亭地屬東城而與歷陽無涉

 

先生為了徹底否定項羽自刎烏江其事,特別提出“烏江在秦漢地屬歷陽說”:

烏江在漢代屬歷陽(唐稱和州),與東城是相隔遙遠的不同地域,如果項羽真死在烏江,則司馬遷的論就應該說“身死歷陽”或者逕說“身死烏江”,而不應該說“身死東城”;《高祖本紀》也應該說“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歷陽”或“烏江”,而不應該說“東城”。歸根結蒂,《史記》說項羽死于東城是沒有錯,“項羽烏江自刎”的空穴來風,與《史記》并無關系。①

司馬遷在《項羽本紀·太史公曰》中說項羽“身死東城”,而先生又說“烏江在漢代屬歷陽”,這對項羽死于烏江說無異是釜底抽薪。先生十分肯定的說“烏江在漢代屬歷陽”,在《項羽不死于烏江考》中雖未出示任何根據,但在同刊同期發表的姐妹篇《千百年來一座有名無實的九頭山》中胸有成竹地說:

秦漢之際,烏江屬歷陽縣,這有明確記載。②

他所說的“明確記載”,就披露在此語的前文:

同書(筆者按:指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闕卷逸文卷二《淮南道》:

滁州:

九頭山,在(全椒)縣南九十余里。昔項羽兵敗,欲東渡烏江,途經此山,與漢兵一日九斗,因名。

歷陽縣:

烏江浦,在縣東四里,即亭長船之處。①

今按:《元和郡縣圖志》是唐代的地理總志。作者李吉甫,《舊唐書》本傳稱他“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自京出任外官,“留滯江淮十五余年,備詳閭里疾苦”。唐憲宗元和(806820年)間兩度入相。②所撰《元和郡縣圖志》,《四庫全書總目》評價甚高:“輿記圖經……其傳于今者,惟此書為最古,其體例亦為最善。后來雖遞相損益,無能出其范圍。今錄以冠地理總志之首,著諸家祖述之所自焉。”{3}既然先生征引的是權威的地理志書,作者又曾居官“江淮十五余年,備詳閭里疾苦”,而“烏江浦”正是其為官江淮時所屬之地,那么該書著錄“烏江浦”地屬歷陽縣,又豈容有誤?難怪先生要肯定地說“這有明確記載”了。

先生的引文出自中華書局出版的《元和郡縣圖志》附錄“闕卷逸文”。經檢核原書,竟發現先生引文造假。為了驗明真相,且容將馮氏引文與原書列表對照:

通過比對,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生在此使用了偷梁換柱的技巧,將《元和郡縣圖志》原本明確記載的地屬“烏江縣”的烏江浦,置換到“歷陽縣”名下,充當“秦漢之際,烏江屬歷陽縣”的所謂“明確記載”,并且特意刪去《元和郡縣圖志》關于烏江縣設置沿革的極為重要的記錄——“晉太康六年始于東城置烏江縣”。這種做派不論是疏忽還是有意,其客觀效果都難免提供偽證的嫌疑。

中華書局本《元和郡縣圖志》附錄的闕卷逸文,清末學者江陰繆荃孫自南宋王象之編撰的《輿地紀勝》輯出。和州諸條輯自《輿地紀勝》卷第四十八。該書中華書局1992年曾據文選樓鈔本影印,裝為八冊。可參看第三冊之19971928頁。

東城與歷陽并為秦縣。東城縣見諸史籍,最早為《史記·陳涉世家》,秦二世二年,符離人葛嬰奉陳涉之命,徇蘄縣以東,“葛嬰至東城,立襄為楚王。”葛嬰在蘄東連下數城,至東城始立襄為楚王,可證東城為蘄東大縣。漢武帝元封元年封東粵繇王居股為東城侯,萬戶。更足證東城為大縣。歷陽縣首見諸史籍,最早為《項羽本紀》,“漢之三年(前204),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諫止。可證滅秦之后,項王分封王侯時,封范增為歷陽侯,秦歷陽縣遂成歷陽侯邑。

烏江本為秦置東城縣下屬的亭。晉武帝司馬炎太康六年(285)以秦置東城縣屬烏江亭附近地域設置烏江縣,與歷陽縣并屬淮南郡。南朝劉宋王朝廢去東城縣,而西晉初從東城縣域析置的烏江縣一直存在到元末明初。在此之前,烏江從未隸屬歷陽縣,更不待說“秦漢之際,烏江屬歷陽縣,這有明確記載了”。明洪武初,省烏江縣,以烏江津以東置江浦縣,以西并入歷陽縣,這是烏江隸屬歷陽之始。至于馮文提到的“和縣”,得名更晚,民國元年(1912)廢和州,始改州為和縣。

檢閱歷代輿地志書,從無秦漢之際烏江亭隸屬歷陽縣的記載,真正“有明確記載”的則是烏江亭原屬秦置東城縣。且看下列記載。

(一)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之《淮南道·和州》領有烏江縣:

烏江縣,魏黃初三年,曹仁據烏江以討吳。晉太康六年始于東城置烏江縣。

烏江浦,在縣東四里,即亭長船之處。①

(二)五代后晉劉監修《舊唐書·地理志三·淮南道·和州》,載唐代和州領烏江縣:

烏江  漢東城縣之烏江亭,屬九江郡。北齊為密州郡。陳為臨江郡。后周為同江郡。隋為烏江郡。縣皆治此。②

按劉生于唐僖宗光啟元年(885),卒于后晉出帝開運二年(945)。在后唐明宗長興三年(933)為相,監修國史。《舊唐書》于后晉天福五年(940)至開運二年(945)奉敕以唐代史臣吳兢等所撰唐代國史舊稿為藍本撰述,“故具有典型”{3}。其《地理志》據李唐王朝地志簿書編撰,故州縣沿革詳明可據。

(三)北宋樂史撰《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四《淮南道二·和州下》:

元領縣三:歷陽、烏江、含山。

烏江縣(原注:[和州]東北四十里,舊十五鄉,今四鄉),本秦烏江亭,漢東城縣地。項羽敗于垓下,東走至烏江,亭[]船待羽處也。魏黃初三年,曹仁據烏江以討吳。晉太康六年始于東城界(至)[]烏江縣。隋為烏江郡。①

《太平寰宇記》是北宋初期著名的地理總志。作者樂史,字子正。生于五代后唐長興元年(930),仕后唐為秘書郎。入宋,太平興國五年(980)舉進士,擢為著作佐郎,召為三館編修。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博士。景德四年(1007)卒,終年七十八歲。宋太宗始平天下,樂史作為史官,為維護國家統一,因合輿圖所隸,考尋始末,條分件系,撰成《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稱是書“采摭繁富,惟取賅博。……蓋地理之書,記載至是書而始詳,體例亦自是書而大變。然史書雖卷帙浩博,而考據特為精核。”當代歷史地理學家王文楚亦稱該書“在《元和郡縣圖志》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內容更為充實,體裁愈趨完備,為后世纂修地理總志所遵循,……是一部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的劃時代巨著。”②

(四)宋刻《太平御覽》卷一六九《州郡部一五·和州》引“《漢書》曰:漢軍追項羽至江,東城烏江亭長舟待之。”{3}可見《御覽》的編者同樣認為烏江亭地屬秦東城縣。

(五)南宋王象之撰《輿地紀勝》卷第四八《淮南西路·和州》敘和州所領烏江縣之沿革曰:

在州東北三十五里。《寰宇記》云:“本秦烏江亭,漢東城縣地。項羽至烏江,烏江亭長船待,即此處也。”《元和郡縣志》云:“魏黃初三年,曹仁據烏江以討吳。晉太康六年始于東城置烏江縣,隸歷陽郡。”又按《晉志》,淮南郡下始有烏江縣。沈約《宋志》于歷陽郡下書云:“烏江令,二漢無有。”《晉書》有烏江,《太康地志》屬淮南。而《南齊志》臨江郡下有烏江縣。《隋志》云:“梁置江都郡。后齊改為齊江郡。陳又改為臨江郡。周又改為同江郡。開皇初郡廢,屬和州。大業初置歷陽郡。”《唐志》隸和州。《國朝會要》(筆者按:此處“國朝”指撰者所處的宋朝)云:“紹興五年廢為鎮,七年復為縣。”①

按:王象之,字儀父,婺州金華人,慶元元年(1195)進士。所撰《輿地紀勝》二百卷,為宋朝著名地理總志之一,約成書于南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是書分府州沿革、縣沿革、風俗形勝、景物、古跡等目,所述內容豐富。該書同樣記載烏江縣“本秦烏江亭,漢東城縣地。”并述項羽與此地的關系:“項羽至烏江,烏江亭長船待,即此處也。”

我們從西晉太康六年(285)于東城縣析置的烏江縣域的大小以及與此相關的文獻,可以間接推知秦楚之際東城縣轄區的大致范圍。

北宋王存等奉敕編撰北宋地理總志《元豐九域志》十卷,《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稱是書“文直事核”,“最為當世所重”。其書卷第五《淮南郡·和州歷陽郡》領屬歷陽、烏江、含山三縣。其述烏江縣曰:

烏江  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鄉。湯泉、永安、石磧、新市、高望五鎮。有四山、大江、烏江浦。②

又《輿地紀勝》卷第四十八《淮南西路·和州》敘錄烏江縣的“景物”,有“湯泉,在烏江縣東北五十七里,韓熙載為之《記》。”又著錄“安陽渡,《元和郡縣志》云:在烏江縣東北八十里,與上元縣對岸。”{3}今按:唐上元二年(761)以江寧縣改名上元縣,治所即今南京市。宋因之。與上元縣對岸的“安陽渡”,即今之浦子口(習稱“浦口”),為南北津渡要沖。明洪武九年(1376)置江浦縣,曾以此為治所。而《元豐九域志》所錄烏江縣轄五鎮均在今江蘇江浦縣境(現為南京市浦口區),湯泉、高望的鎮名沿用至今。由此可知烏江縣不僅轄有今安徽和縣東部的烏江鎮,更領有烏江鎮以東的江蘇江浦縣全境。

烏江縣有六合山。沈約撰《宋書·孝武帝本紀》:大明七年(463)二月,“車駕校獵于歷陽之烏江。己未,車駕登烏江縣六合山。庚申,割歷陽、秦郡置臨江郡。”①《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歷陽郡所統“烏江縣……有六合山。”而后世六合山在江蘇六合縣西境。由此可知隋唐之前的烏江縣還領有六合縣毗鄰江浦縣的部分地域。

酈道元《水經注》卷三十《淮水》:“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注》文曰:“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②按:“水出東城縣”,明謂池水發源于東城縣域。源頭發脈處在今安徽肥東縣東北部的八斗、白龍兩鎮的山谷間。由此可證秦漢之東城縣西境含今肥東縣的東北部。

西漢九江郡領有的全椒縣系從秦東城縣析置,而當時的全椒縣還包有后世新置的滁縣和來安縣。綜合以上文獻,秦楚之際的東城縣北與鐘離縣接,西與陰陵、合肥相鄰,東與盱臺連接,南達大江之濱,轄區包括今安徽省的定遠、全椒、滁縣、來安與和縣的東北部,以及江蘇的江浦全縣和六合縣的西境,東西寬約二百余華里,南北達二百五十華里。{3}

先生不相信秦漢時有如此大的縣級建制,并以此為理由否定烏江亭地屬東城縣。他在《千百年來一座有名無實的九頭山》中說:

秦漢時縣之轄區皆在一百華里左右,如陰陵縣距東城縣,只有九十多華里,東城至全椒,也不出百里,今東城至和縣尚有二百四十華里,豈能為一縣?①

按:說“秦漢時縣之轄區皆在一百華里左右”,以及所舉例證,恐有以偏概全之嫌。先生如是說,估計是有見于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縣大率方百里”這樣的話。但班固“話”下還有話:“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這才圓通而切事實。

秦始皇一統天下后,盡廢封建,行政架構實行朝廷——郡——縣三級制,以郡統縣,而郡、縣皆直屬皇帝。縣的基本行政職能是為帝國征稅賦、聚甲兵、興徭役,并維持治安。故設縣以戶籍多寡為依據。中原民眾而地辟,則縣域小;淮海以南民寡而地荒,則縣域廣。班固說“縣大率方百里”,系沿襲西周封建公侯的封域傳統,屬名義上的標準,而事實上執行的則是“其民稠則減,稀則曠”。秦漢時的大縣、小縣,是按戶籍的多寡,而不指縣域的廣狹。人口多而縣域小,亦為大縣;人口少而縣域廣,亦稱小縣。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今天的河南一省當時就分設三川、東郡、潁川、南陽、陳郡五郡;而在長江流域,由于地曠人稀,開發程度低下,郡域轄境極大,秦之九江郡竟轄有今天安徽淮河以南與江西全省以及湖北、廣東的一部;一個會稽郡也轄今天江蘇的太湖流域、上海市、浙江大部以及福建全省。這就是《項羽本紀》中烏江亭長所說的“江東”,“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而人口只有“眾數十萬”。這兩個郡所轄之縣也各不過二十左右,而每縣面積竟與中原一個郡相當。中原地區由于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縣域遠比今日之縣為小。如《太平寰宇記》卷第一《河南道一·東京上·開封府》:“府境  東西三百里,南北三百五十里”,竟設置十六縣,其中開封、浚儀、封丘、陳留、尉氏、雍丘、襄邑、考城、陽武、中牟、陽夏、長垣、酸棗、扶溝、鄢陵凡十五縣,皆為秦、漢舊縣,每縣轄地僅方數十里。再看長江北岸的舒州。《太平寰宇記》卷第一百二十五《淮南道三·舒州》,州境“東西五百八十三里,南北三百三十五里”,春秋時為皖國。北宋設置懷寧、桐城、望江、宿松、太湖五縣。除桐城“本漢樅陽縣地”外,其余四縣皆“本漢皖縣地”。可見秦、漢時皖縣縣域大至見方三、五百里。項羽“徙義帝于長沙,都郴”的秦楚之際的郴縣,屬蠻荒之地,縣境竟大至五、六百里見方。那么秦代地處長江北岸、開發程度與皖縣相當且縣域相近的東城縣見方二百多里,“今東城至和縣尚有二百四十華里”,又何足驚怪!只要認真檢閱歷朝正史地理志,追本探源,厘清郡縣置廢分合沿革脈絡,先生的困惑或可渙然冰釋。

如前所考,既然秦楚之際的烏江亭從屬于東城縣,而與歷陽縣無涉,司馬遷在《項羽本紀》的論中自然不會按先生所設計的說“身死歷陽”,但也不會“逕說‘身死烏江’”,而必說“身死東城”,這是太史公的史法。

在秦代郡縣兩級的行政架構中,縣是皇帝控馭臣民的最底一層正式機構,縣令、縣長均由皇帝直接委任。縣下有鄉、有亭,鄉、亭之長是郡、縣署置的小吏,不屬帝國職官序列。史書地理志的著錄到縣為止,而不及鄉、亭,因為鄉、亭不屬帝國正式行政機構。《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曰: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行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①

按:“十里一亭”的“里”,指居民聚落。《說文》:“里,居也。”作為秦、漢戶籍管理最低一級的單位,“里”的戶數,據《后漢書》卷第九七《百官志五》:“里有里魁”。《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②東漢“一里百家”的制度當承襲秦與前漢。亭所管轄的地域也是“民稠則減,稀則曠”。于是在中原有見方不足十里的亭,在地曠人稀的沿江地帶也有見方數十里的亭。《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保存了西漢末期全國縣、鄉、亭的統計數字。

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兩萬九千六百三十五。{3}

平均每縣轄四鄉、二十亭。鄉、亭既非帝國正式行政機構,為數又如此之多,即使是史書撰成的當代,如果不著錄鄉、亭所屬的縣,人們誰也弄不清楚某個鄉、亭在帝國所在的位置。史書記敘列傳人物的籍貫,也只錄其所出的郡縣而不及鄉亭。因此,司馬遷在敘寫項羽的結局時,據事錄實為自刎于“烏江”,而為了讓后人清楚地知道項王最后結局的“烏江”所處的縣域,他運用互見法,在作為《項羽本紀》總結的“太史公曰”中,按烏江所從屬的帝國正式的行政區劃的縣書寫為“身死東城”。“身死東城”與烏江自刎,是同篇前后互見足義。烏江自刎與《高祖本紀》“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樊酈滕灌列傳》“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以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與此相關人物的侯功紀錄,則是異篇互見,相為補充,其間只有統一而實無矛盾。

        

五、項羽烏江自刎說并非始自元人雜劇

 

唐代詩人于季子有《詠項羽》絕句:

北伐雖全趙,東歸不王秦。空歌拔山力,羞做渡江人。①

李賀《馬詩二十三首之十》稱:

催榜渡烏江,神騅泣向風。君王今解劍,何處逐英雄。②

杜牧有《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3}

汪遵有《項亭》詩:

不修仁德合文明,無道如何擬力爭?隔岸故鄉歸不得,十年空負拔山名。{4}

胡曾有《烏江》詩:爭帝稱王誓已傾,八千兵敗楚歌聲。    烏江不是無船渡,恥向東吳再起兵。{5}

宋代的王安石作《烏江亭》: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6}

女詩人李清照作《絕句》:

生當為人杰,死亦作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7}

宋初詞人李冠有《六州歌頭·項羽廟》長調:

秦亡草昧,劉項起吞并。鞭寰宇。驅龍虎。掃槍。斬長鯨。血染中原戰。視余、耳,皆犬鷹。平禍亂。歸炎漢。勢奔傾。兵散月明。風急旌旗亂,刁斗三更。共虞姬相對,泣聽楚歌聲。玉帳魂驚。

淚盈盈。念花無主。凝愁苦。揮雪刃,掩泉扃。時不利。騅不逝。困陰陵。叱追兵。嗚喑摧天地,望歸路,忍偷生!功蓋世,何處見遺靈?江靜水寒煙冷,波紋細、古木凋零。遣行人到此,追念益傷情。勝負難憑!①

唐宋詩人憑吊烏江霸王靈祠留下許多佳作,都或明或暗提到項羽的烏江自刎。以上僅摘鈔若干以示例,但亦足以證明馮先生所謂的“項羽烏江自刎之說,至唐代似乎還未有文字可稽”,“最早的項羽烏江自刎的文字資料是元代中期劇作家金仁杰的《蕭何月夜追韓信》雜劇”,純為不實之辭。以上所錄都是常見的詩文,相信早經先生法眼。不過先生為了維護“項羽不死于烏江”的獨特“發現”,故意一概抹煞不提罷了。

 

六、關于《項羽不死于烏江考》研究方法的質疑

 

先生因為不相信項羽會在烏江自刎,多次沿項羽自垓下敗逃的路線實地考察。這種懷疑精神和以實踐求真知的態度至足欽敬。然而《項羽不死于烏江考》對“項羽是死于東城(邑)而不死于烏江”新說的論證,由于種種失誤,實難成立。究其原因,竊以為一是出于對太史公文本的誤讀,二是出自研究方法的失當,而二者又互為因果。

先生為了證成他的“項羽不死于烏江”的先入之見,在征引《史》文及相關古籍時,常常有意無意使用偷梁換柱、移花接木的技巧。如為了急于向讀者證明他所持有的“秦漢之際,烏江屬歷陽縣”的觀點,竟將唐人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明確著錄于烏江縣下的烏江浦,采用偷梁換柱的手法,將其系于歷陽縣名下,并且特意刪去《元和郡縣圖志》關于烏江縣設置沿革的重要記載——“晉太康六年始于東城置烏江縣”,冒充“烏江在漢代屬歷陽”的“明確的記載”①,從而不幸構成偽證。如果這僅是一例,或可用偶然疏忽予以解釋。但將《項羽本紀》明確敘寫的項王在烏江渡口將所乘騅馬贈予烏江亭長后,下令隨從壯士棄馬步行,持短兵與漢軍追騎接戰的場面,刪去項王贈騅報德、臨江不渡的情節,而將棄馬步戰以下文字嫁接到“東城快戰”之下,說什么“項羽‘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的這場戰斗”“是承上文‘今日固決死,愿為君快戰’ 而來的,是整個東城之戰的一部分,因而地點是在東城,不是在烏江。”②這種移花接木的做法,分明是精心蓄意而為之,豈可用疏忽失察能夠推諉?

先生在征引《史》文時又常常刪削與己觀點不利的重要文字,人為地制造太史公文章的“紕漏”,從而扭曲文本原義,以售其說。他這樣征引《項羽本紀》:

烏江亭長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

然后斷定,“這段文字,與上文明顯不接。”“好像他根本沒有想渡烏江,上文‘欲東渡烏江’根本不是他的念頭,文章前后明顯不接。”

在這段引文中,先生對《史》文兩處使用刪節號進行技術處理。第一處被刪沒的是“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三句,原文顯示當下漢騎尚未追至,而亭長“獨有船”,項王東渡有充足的條件,只要登舟離岸,漢騎即使趕到渡口,也只能徒呼奈何。這三句對表現項王欲渡而亦可渡而終于不渡的心理變化非常重要的話語,被有意刪削。第二處被刪沒的是“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于心乎?”這六句話用“且”字領起,更進一層地袒露了項王當下真實的胸襟,訴說了他臨江不渡的原因:除了天意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人道——他虧欠江東父兄的重托,再也無顏見江東父老。項王面對烏江亭長催他“急渡”的盛情,將由“欲渡”到“拒渡”的理由訴說得充分而又充分。將被削的文字補足,上下文意密合無間,哪有“紕漏”?先生是通過肢解太史公的文章,人為地制造矛盾以聳人聽聞。

先生為了證明太史公的文章“有矛盾紕漏”,先截引班固、裴、李長之諸家之言,特別在“甚多疏略,或有抵捂”、“雖時有紕繆”、“偶而有著矛盾”下面加上著重號,然后歸結為“可見無論是古人或今人都已經注意到《史記》的敘事中,是存在著‘矛盾’和‘紕繆’的。”對于“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先生再次引用班固《漢書·司馬遷傳·》以代言:

最早班固就指出:“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后事,訖于天漢。”所以“甚多疏略,或有抵捂。”①

上述引文特意加上“所以”二字,提供給讀者的信息是,班固批評司馬遷《史記》“述《楚漢春秋》,接其后事”,敘述楚漢史事,“疏略”“抵捂”之處“甚多”。那么,《項羽本紀》敘事出現如馮文所言的紕漏矛盾,自屬不爭的事實。

然而這并非班固的本意。只要將班固的原話元元本本引出: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后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①

即可明白,班固稱司馬遷《史記》“其言秦漢詳矣”,正是高度肯定《史記》所述秦漢史事詳盡信實。故《漢書》述秦楚之際直至武帝天漢年間的史事一本《史記》,無所更張。“至于”以下,班固另起一意。所謂“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進行的編纂,系指秦漢以前——自黃帝訖六國——的史事。太史公由于上古文獻不足征,而東周王室所藏天下史記及六國國史,由于對秦國“有所刺譏”,均被秦始皇焚毀,可供太史公撰史參考的“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②,故敘周以前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實所難免。班固的上述評論,實事求是,得到《史記集解》的作者裴、《史記索隱》的作者司馬貞、《史記正義》的作者張守節的首肯,也被古今諸多《史記》研究者所認同。而先生與此獨異,他特意刪削班固評論中“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三句,將本來針對《史記》所述先秦史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的批評,采用換頭術,將它嫁接到“述《楚漢春秋》,接其后事,訖于天漢”之下,從而使之成為針對《史記》所述楚漢之間史事(《項羽本紀》正在其中)的批評。這種指鹿為馬的作法,不僅是對班固評論原意的根本歪曲,更是對《史記》敘事性格的褻瀆。先生對所引司馬貞《史記索隱序》、《史記索隱后序》兩段話的解讀也有同病,姑置之不論。

先生的“項羽不死于烏江說”構成最大障礙的,是北宋初年史官樂史(9301007)在其所撰北宋地理總志《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二十四《淮南道二·和州》對所領三縣之一的烏江縣的下述著錄:

烏江縣(本注:[州治歷陽]東北四十里,舊十五鄉,今四鄉)本秦烏江亭。漢東城縣地。項羽敗于垓下,東走至烏江,亭長船待羽處也。

本文第四節已征引。先生在其大作中對此字不提,而且自我作故說“秦楚之際烏江地屬歷陽”,還煞有介事地說“這有明確記載”。其實先生心中明白,他是在玩空手道的險招。為了化險為夷,他不得不在《項羽不死于烏江考》正文之后加寫一段《贅言》,以圖推倒《太平寰宇記》的上述記載。所持兩條論據,均摘自歷史地理學家王文楚先生為中華書局影印之《宋本太平寰宇記》撰寫的《前言》,一是《太平寰宇記》“所載政區,主要太平興國后期制度”;二是樂史去世后,該書出于“后人改補”。馮氏由此導出結論:“由此可見,《太平寰宇記》的記載,已非秦漢舊制。其所說‘烏江縣,本秦烏江亭。漢東城縣地’,實不可信。”①

然而只要檢閱《太平寰宇記》以了解該書的體例,并通讀王文楚先生的《前言》,便會發現先生的兩條“論據”都難以立足。《太平寰宇記》所載政區,確實是宋太宗“太平興國(976983)后期制度”,烏江縣隸屬和州,正是當時的政區制度。但書中所稱烏江縣“本秦烏江亭。漢東城縣地”云云,是追溯烏江縣的歷史沿革。這正是中國古代輿地志書自《漢書·地理志》起逐漸形成的優良傳統,即在著錄本朝地理行政區劃州郡府縣的同時,均詳敘其置廢析并的歷史演變。《太平寰宇記》所載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府州、縣沿革,多上溯周、秦、漢,以訖五代、宋初,從而為研究歷代政區建置變遷提供了重要資料。先生以該書“所載政區,主要太平興國后期制度”,來否定該書對烏江縣歷史沿革的追溯,實屬文不對題。論據其二的“樂史過世之后,出于‘后人改補’。故所載政區,離秦漢已甚遠”的說法,給人的強烈印象是,既然《太平寰宇記》所載“主要太平興國后期制度”,那么今本所載秦漢政區建制的記載,當系樂史死后由后人改補竄入,因而是一部不可征信的的地理著作。但事實絕非如此。先生所引“后人改補”四字出自王文楚所撰《前言》的下列段落:

至于惠州,據《宋會要·方域》、《元豐九域志》諸書記載,是為真宗天禧五年(一O二一年)改湞州置;書載通州“天圣元年(一O二三年)改曰崇州,明道二年(一O三三年)復故”,這惠州、通州的政區改置,天禧離樂史去世已有十四年,明道已達二十六年,實出于后人改補。①

很清楚,王文楚《前言》所云“出于后人改補”,是特指惠州與通州改置二事,除此之外,全書均屬樂史原作。而先生隱瞞王文之所特指,僅從中抉取“后人改補”四字,采取模糊化的手法,將其放大,施加全書,從而制造出《太平寰宇記》不可征信的假象,進而達到認定該書記載“烏江縣,本秦烏江亭。漢東城縣地”“實不可信”的目的。這“實出于”王文楚《前言》原意之外,嚴格的說這也是一項偽證。

中國歷朝官修地理總志,系根據郡(州)縣地理志以及上計制度下州郡每年歲終向朝廷呈報郡內眾事的簿記圖表等資料匯總編制而成,除邊疆四裔因路途遙遠信息不全記載偶有訛錯外,本土部分可信度甚高。對其中的記載,除非掌握確鑿的證據,不宜輕易否定。

先生很重視野外考察,這自是獲取真知的良方之一。這在當代學者中并不多見,先生對此也頗為自豪,在其大作中一再予以申明。但先生實地考察的結果見諸論文的,有些頗令人滋生疑竇。姑以定遠縣南六十里的虞姬墓為個案略作討論。先生對這座“歷歷在目”的虞姬墓有兩段描述:

今東城西北譚村有土山曰“嗟姬墩”,傳即項王令騎四面馳下處。今當地人尚稱此山為“四潰山”。其地屬東城,我曾二至其地調查。①

今東城西北不遠處,有譚村,其地有虞姬墓。《定遠縣志》載:“虞姬墓即嗟姬墩,縣南六十里,近東城。”我曾兩次去虞姬墓,墓高約25,為一自然土山。據傳,項羽在決戰前,將虞姬之首埋于此,即作最后的決戰。所以此高阜又名“四潰山”。決戰后,項羽即自刎于東城。②

先生將他兩度考察虞姬墓的見聞告訴人們:虞姬墓是一座高達25的“自然土山”,此山便是項王一行二十八騎東城決戰的古戰場所在,所以又名“四潰山”,項王即自刎于近旁的東城邑。可見虞姬墓在“項羽不死于烏江說”中的份量之重。

但最早提出項羽不死烏江的計正山先生“所見”的虞姬墓,與先生“所說”的虞姬墓并不相同。他在二十多年前發表的《項羽究竟死于何地?》中這樣說:

高達數丈的虞姬墓至今猶在,定遠縣志載:“虞姬墓即嗟姬墩,縣南六十里近東城。”①

先生在題為《項羽并非死于烏江》的近作中對虞姬墓有更詳細的描述,并配發了題為《今日虞姬墓》的照片:

形如丘巒的虞姬墓至今猶在,安徽省文化廳副廳長李修松率領有關專家實地考察后認定其形制、封土皆為典型漢墓。筆者認為這是漢高祖劉邦為魯公項羽舉行隆重葬禮之后,東城縣為虞姬頭顱加封土而形成的墓,西漢時便建祠辟田祭祀。②

計正山先生是土生土長的定遠人,他所見的虞姬墓其高僅“達數丈”,在先生的筆下竟拔高到“約25”。更為奇怪的是,經安徽省文化廳組織“專家實地考察后認定其形制、封土皆為典型漢墓”,是“加封土而形成的墓”,在先生筆下搖身一變,竟變成“一自然土山”,而且還是項羽率領的二十八員騎士在那里與數千漢騎進行東城決戰的赫赫有名的“四潰山”。從《今日虞姬墓》的照片看,覆斗形漢墓形制的嗟姬墩(即虞姬墓),高不過數丈,底座周圍不過數十丈,墓頂平地不會超過數方丈。試問其上豈能容項王將其二十八騎分為四隊,布為圓陣,又約定分四面俯沖敵陣后在墓的東坡分三處集結?別說小小的虞姬墓辦不到,就是高峻如秦始皇陵,其墓頂也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對虞姬墓的描繪,先生所見應毋庸置疑。而先生所言則夸張失實,未免有點真事隱去、假語村言的味道。這難道是兩次實地調查所應有的結果?另外,古今所有的地理志書,包括現代版的《定遠縣志》,哪怕是好事的文人野史筆記,都從未有虞姬墓又名“四潰山”的記載,誰好意思將一座土墩叫做“四潰山”?先生拉出一個出生在東城快戰二千年后的“當地人”“尚稱此山為‘四潰山’”來打馬虎,考證文章豈能這般做法?

先生為了力挺其“項羽不死于烏江”的新說,在引用文獻作證時不僅任意刪削,隱沒要害,以售其說,而且還輕言《項羽本紀》烏江拒渡一段文字有“錯簡”或“脫漏”,更有甚者,還敢給《太史公書》添加文字:

我認為這兩個句子(筆者按:指“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船待”兩句),其中可能有錯簡。我設想,可能“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一句文字有脫漏,我以為“于是項王”下脫“之眾”(大意)這樣兩個字,全句應為“于是項王之眾乃欲東渡烏江”。這就是說想東渡烏江的不是項王,而是項王的部從,所以下文緊接烏江亭長的一段勸說,然后接“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一大段說明項王不能渡江的道理。這樣文章才上下貫通,沒有矛盾。①

在校勘學中,“錯簡”與“脫漏”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概念。“錯簡”又稱“舛亂”,是指底本文字有顛倒,或單錯,或互錯,或衍漏錯。凡此皆應依可靠的版本或他書確鑿的證據予以改正,并在校記中說明改正的依據。先生所說的“脫漏”,校勘學術語稱“脫”或“奪”,是指底本文字有闕字漏句,須據可靠版本或他書確鑿依據審慎加以補足,并出校記說明。《項紀》“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船待”,兩句文意順暢,不可互乙,絕無“錯簡”的可能。即使兩句中果有“脫漏”,先生也是將錯簡與脫奪兩種異質的錯誤混為一談。先生在無任何《史記》版本依據或他書確鑿證據的情況下,隨意在“項王”之下添加“之眾”二字,遂使《史》文文意發生本質的變化,由“項王欲渡”變為“項王部從欲渡”。先生以為如此方可為他所認為的《項紀》敘事的“矛盾”和“紕漏”補罅。殊不知添加“之眾”二字,項王在垓下“直夜潰圍南馳”就不是自主決策,而是被“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余人”脅裹南逃。歷史人物項羽一向是特立獨行的非常之人,在他短暫而燦爛的一生中,還從未有過受人脅裹之事。至于麾下八百壯士也絕不會作出脅裹項王的行為。先生隨意添加的“之眾”二字,不僅扭曲了項王的形象,也詆毀了項王騎從的忠誠。這絕對不是司馬遷的意思。添字立說是考據學的大忌,看來先生不小心犯忌了。

先生寫這篇考證文章,常以想象替代考實。文中不時出現“好像”、“似乎”、“有可能”、“也可能”、“也許”、“我設想”之類的話頭。其中最令人失驚的是將烏江亭長設想為被圍在東城的“二十六人之一”:

還有一個問題,項羽困在東城,已只有二十六人。烏江亭長既不能從天而降,為什么憑空多出一個烏江亭長來?如果要勉強解釋一下,那么這個烏江亭長就是二十六人之一,他或原是烏江亭長。烏江對岸就是金陵,是吳地,渡船是兩面停靠的,這一面是楚,那一面是吳,正是吳頭楚尾。也許這個亭長就是當年隨項羽從征的八千子弟之一,現在轉戰至此,他熟知吳中情況,也熟知烏江渡口的渡船,故勸項羽東渡烏江。而且說:“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這段話的口氣,一是極熟悉吳中情況,二是更清楚烏江渡口的情況。我的這一猜測,當然沒有任何根據,但二十六人以外,不可能多出一個人來,因為東城離烏江還有二百四十華里,是無論如何來不了人的。①

這段話發揮了充分的想象力,但固塞不通之處卻也不少。先生說“這個烏江亭長”“或原是烏江亭長”,“就是當年隨項接納居人范增“復立楚之后”的建議,“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都盱臺。”①二是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在滅秦之后的漢元年正月(前206),項羽為義帝選定的都城是長沙郴縣,而不是盱臺。《項羽本紀》記其事曰:項羽“乃尊懷王為義帝”。“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②

其二,先生說:“我們知道《史記》有六朝抄本二種:《史記集解張丞相列傳》殘卷,此卷日本高山寺藏,羅振玉有影印本;另一種是《史記集解酈生陸賈列傳》一卷(藏、印同上)。”{3}

這段話也有兩點錯誤。一是《史記集解張丞相列傳》殘篇及《酈生陸賈列傳》一篇共抄為一卷,而非兩卷。這兩篇抄本卷子系抄在佛教密宗作法書《金剛界次第》經卷的背面幸而存傳。二是此卷由日本滋賀縣石山寺所藏,而非高山寺所藏。一九一八年二月,羅振玉影印時將“石山寺藏”誤記為“高山寺藏”。賀次君作《史記書錄》時未加校核而沿其誤。先生又沿《史記書錄》之誤。《史記書錄》出版迄今半個世紀,仍沿其誤,可為一嘆。石山寺藏抄本《張丞相列傳》卷首殘缺,存自申屠丞相嘉傳之“錯客有語錯”起至篇末,全;《酈生陸賈列傳》自篇首到篇末,僅脫落一紙,殘“雪足杖矛曰”至“陳留令曰”,凡三百十五字。此卷“民”字不避諱,抄寫年代至遲在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為皇帝之前。

日本高山寺收藏的《史記》唐抄本有本紀四篇,即《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秦本紀》,均為《集解》本。除《周本紀》缺卷首第一紙凡一百八十一字外,其余三篇均為全帙。筆者有高山寺藏《殷本紀》、《周本紀》的復制本,故略知其形制。

 

七、《史記》所述秦漢史未可輕議

 

唐人司馬貞《史記索隱序》說得對:“《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①司馬談約生于漢文帝即位(前180)左右②。漢武帝即位之初,征聘“世典周史”的后裔且學識淵博的司馬談擔任大漢王朝的太史公。“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前140—前110)之間”,主領史職長達三十年之久。司馬談鑒于孔子作《春秋》絕筆五百年來,諸侯相兼,征戰不已,歷史記載中斷放絕,立志撰寫一部上繼《春秋》、下迄當代,翔實記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歷史著作。為此不僅做了充分的資料準備,而且還草創了一批手稿。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馬談因在封禪大典的目的上與武帝南轅北轍,被強制滯留洛陽,不準參預其事,“故發憤且卒”。在彌留之際,將生前未能實現的繼續孔子的事業、作第二部《春秋》的宏愿,委托給他的獨子司馬遷。司馬遷強抑悲痛,對父親作出莊嚴承諾:“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3}司馬遷繼任太史公后,經過他卓絕千古的努力,背負李陵之禍的奇恥大辱,用了近二十年的功夫,在父談遺稿的基礎上,上伸下延,加工潤色,終于在武帝征和二年(前91)巫蠱之難后,實現了先父作第二部《春秋》的遺愿,著成了被后世稱作《史記》的《太史公書》。

這部偉大的上起黃帝、下迄漢武的通史,于楚漢之際以至武帝時代的當代史敘事尤為翔實可據。司馬遷父子兩代編纂這段歷史,除了個人超群的天賦和特別堅韌的毅力等主觀因素外,還有充足的客觀條件:

(一)司馬談之生上距楚亡漢興及項羽之死(前202)不過二十余年,青年時代及見漢初功臣及其子弟輩,并與其中某些人士相交,故熟悉楚漢之際的新鮮掌故。這在《史記》不少人物列傳中都有所交待。司馬遷生于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上距項羽之死,亦不過六十余年,距他正式撰著《史記》的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亦不足百年。司馬遷有機會與漢初大功臣的孫輩交游,從他們那里也獲得不少可貴的現代史口述史料。

(二)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相繼任職太史公,不僅掌管王朝圖籍及郡國每年的上計卷宗,有如《太史公自序》所稱“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而且因太史的職責所在有權“石室金匱之書”,親見宗廟及太常寺秘藏的皇室玉冊及開國功臣的功錄、剖符封侯的丹書鐵券等文書秘檔。《史記》中漢初開國功臣的列傳正據以傳述,其中攻城略地及斬獲首級等戰功的記載,精確到令人咋舌的個位數。

(三)司馬談青年時代曾游學齊魯。“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①任職太史公后隨從武帝祭祀、巡行,到過很多地方。司馬遷“二十而南游江淮”,特別仔細踏勘了以彭城為中心的楚漢相爭的戰場,還考察了劉邦豐沛集團大功臣的鄉間故宅,從當地故老耆舊那里采訪了開國帝王將相發跡前的故事舊聞。入仕為郎,特別是繼任太史公后,更隨從武帝巡游、祭祀走遍了天下。《史記》的諸多篇章其資料來源不僅僅是前代遺存的文獻檔案,而且還有父子兩代實地考察所獲的鮮活資料。文獻與考察的結合,使得《史記》中的現當代史更具可信度。

(四)《史記》的編纂原本是職務行為。司馬談臨終遺命司馬遷說:“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答覆編制太初歷的同僚壺遂,他能不能作《春秋》的問難時說:“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①這都清楚地表明,編纂大漢王朝興起以來的現、當代史,正是太史公一官的天職,而《太史公書》則是太史公的職務作品,必須呈奉皇上御覽審定,并入藏中秘資治。《史記》十表中的漢室第一表是《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第五》,《表序》有言:“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后世得覽。形勢雖,要之以仁義為本。”②稱“臣遷”,正是進呈武帝御覽,以備審查的明證。僅僅因為必須呈御這一因素,司馬遷在整理著錄楚滅漢興以來的歷史時,凡重大事件也必得準確無誤。即使司馬遷因李陵之禍下獄,從此失去太史公的官職,出獄后被武帝改任中書令,公余重操史筆,已是私史;然而自漢惠帝除夾書令后,私人著述也須呈獻王室。所以《太史公自序》說,完成之作的《太史公書》,除正本“藏之名山”妥為保存外,還須“留副在京師”。因此,楚滅漢興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同樣也必得準確無誤。

班固有見于此,所以才說《太史公書》“其言秦漢詳矣。”唐代的劉知也說:“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以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復體統。洎秦漢以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①其中備受漢室關注的,就有《項羽本紀》。誠如先生所言,“垓下之圍以后的文字……正是項羽徹底失敗毀滅,劉邦取得最后勝利的重要情節。”②對于漢室來說,這樣重大而又敏感的話題,若非項羽真在烏江自刎,司馬遷豈敢如此筆諸簡端?太史公在《項羽本紀》的正文里說項王在烏江“自刎而死”,是據事錄實;因為烏江亭屬東城縣,而縣是秦代郡縣行政體制下皇帝控馭臣民的最低一層正式行政機構,亭則不是,所以在“太史公曰”里莊重而正式地書為“身死東城”。“烏江自刎”與“身死東城”兩者都是太史公的實錄,是一篇之中的互見足義。

清代乾嘉學者趙翼說:“一代修史,必備眾家記載,兼考互訂,而后筆之于書。……即如班固作《漢書》,距司馬遷不過百余年。其時著述家,豈無別有記載?倘遷有錯誤,固自當據以改正。乃今以《漢書》比對,武帝以前,如《高祖紀》,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與《史記》同,并有全用《史記》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輕議也。”{3}

班固《漢書》的《項籍傳》,除個別文字的修整外,幾乎是“全用《史記》文”,他記敘垓下之圍及烏江自刎的場面就是如此,原因即在于他考核了太史公的史文翔實無誤,故直接錄入《漢書》。在既沒有真正讀通《項羽本紀》原文文本,又拿不出任何值得一顧的其他根據,就輕議司馬遷親手著錄的項羽烏江自刎的文字,自以為是唐以后的民間傳說的羼入,恐怕不是一個學人應有的謹慎。

《論語·子罕篇》第四章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大意是說:先生平素絕無這四種毛病:不懸空猜測,不全稱肯定,不拘泥固執,不自以為是。這是孔子處事立行的態度。也可移作治學為文的標準,做考據尤應向此努力。謹征引于上,以為本文的結穴。  

 

20071115起草,2008年元日改定于鳳凰山下窳陶齋。

  

 

征引書目:

 

漢·司馬遷《史記》,附三家《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二版

漢·司馬遷《史記》,南宋黃善夫梓刻三家注合刻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百衲本)縮印,第一冊,1998

漢·班固《漢書》,宋景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縮印,第一冊,1998年。

漢·班固《漢書》,王先謙《漢書補注》本,長沙虛受堂原刊,北京:中華書局縮印,1983

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宋紹興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縮印,第一冊,1998年。

晉·陳壽《三國志》,宋紹熙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縮印,第一冊,1998

唐·房玄齡等《晉書》,宋刻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縮印,第二冊,1998

梁·沈約《宋書》,宋蜀大字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縮印,第二冊,1998

先生在其大作的第四節“烏江自刎說的溯源述流”中,首先再次用鐵定的語氣說,“《史記》、《漢書》均無‘烏江自刎’之說”。然后引《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漢書》所謂烏江亭長船以待項羽,即此也。’”據此推斷:“這里雖然提到‘烏江亭長船待’這句話,但也未及‘自刎’之類的說法,所以項羽烏江自刎之說,到唐代似乎還未有文字可稽”。

這種推斷令人納悶。記得先生往年注釋過《古代散文選》,應該知道古人作注的體例是只為首次出現的詞語作注。先生所引《史記正義》的體例是仿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摘字列句為注的作法,這里是為“東渡烏江”作注,自然“未及”215字之后的“自刎”之說,且“自刎”文意顯白,亦無須加注。先生是有意誤設路標,將讀者引入他預設的圈套。果然,他接著告訴讀者,他“所看到的最早的項羽烏江自刎的文字資料是元代中期劇作家金仁杰的《蕭何月夜追韓信》雜劇。”隨即摘引“該劇第三折下半部分到第四折末的文字”,以明“在這個雜劇里形象地描寫了項羽烏江自刎”,并說“也可能正是戲劇的作用,‘烏江自刎’的傳說才得以廣泛傳播。”①

今按:先生的上述說法太過武斷。司馬遷作《史記》時上距項羽之死還不足百年,他在《項羽本紀》的正文里早已敘述了項王在烏江渡口作出不渡的抉擇后,將寶馬賜予烏江亭長,然后持短兵與漢軍步戰,最后伏劍自刎,將大好頭顱賜予“故人”呂馬童領取封侯之賞。

東漢初年的班固,奉詔撰《漢書》,《后漢書》本傳稱其書“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①《漢書》的《項籍傳》同樣翔實記載了項羽在烏江“自剄”而亡。怎能信口開河地說“《史記》、《漢書》均無‘烏江自刎’之說”呢?

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南宋袁樞撰《通紀事本末》,都著錄了項羽烏江自刎的過程。何待元朝中期的金仁杰作雜劇才出現項王烏江自刎的故事!

元朝以前,在淮海任職的封疆大吏以及眾多的詞人墨客,以霸王項羽烏江拒渡壯烈自刎為題材的詩賦為數甚夥。

唐文宗、武宗朝兩度為相的李德裕,于唐文宗開成元年(836)出為滁州刺史,次年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使知節度事,在江淮之間擔任地方官多年,諳熟其地山川形勝、風俗民情以及歷史掌故。曾作《項王亭賦并序》,其序稱:

丙辰歲(按:指唐文宗開成元年)孟夏,予息駕烏江。晨登荒亭,曠然遠覽。……余嘗論之,漢祖猶龍,項氏如虎,龍雖困而其變不測,虎雖雄而其力易摧,一神一鷙,宜乎絕。然舟不渡,留騅報德,亦可謂知命矣。自湯、武以干戈創業,后之英雄莫高項氏。感其伏劍此地,因作賦以吊之。  

其賦曰:

登彼高原,徘徊始曙,尚識舟之崖,焉知系馬之樹?望牛渚以悵然,嘆烏江之不渡,想山川之未改,嗟斯人之何遽!……追昔四之下,風煙將暮,大咤雷奮,重瞳電注,叱漢千騎,如獵狐兔。謝亭長而依然,愧父兄兮不渡。既伏劍而已矣,彼群帥兮猶懼。雖伯業之無成,亦終古而獨步。……②  

賦序及賦文中兩度提到項王“伏劍”,所謂“伏劍”,即“自刎”的代稱。李德裕系唐憲宗朝宰相李吉甫之子。吉甫任相期間,撰唐王朝地理總志《元和郡縣圖志》五十四卷。其書卷九《河南道五·濠州》有如下記載:

管縣三:鐘離、定遠、招義

東城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五十里。項羽自陰陵至此,尚有二十八騎。南走至烏江亭。灌嬰等追羽,楊喜斬羽于東城,即此地也。①

按:“此地”,正直指上文“烏江亭”。這里也點明了烏江亭地屬秦東城縣。

宋人龔相,字圣任,號復齋,龔原之孫,頤正之父。曾為烏江縣令,作《項王亭賦并敘》。其《敘》文有云:

余令烏江之明年,職訟稀,得以文史自娛。于是詢考境內遺跡,將欲驗古事,察風俗。恨其兵火之余,故老灰滅,無復在者;而前人遺跡,往往化為榛莽狐貍之區矣!獨項王亭去古遠,于邑為近,余每登眺焉。……余嘗謂三代以后,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若夫魏晉之興,皆假唐虞稱禪代,大率懷奸飾詐,篡竊取之,其實逼奪。下至劉裕、蕭道成之流,如蹈一律,覆宗滅祀,延及無辜,可為流涕。若楊堅、朱溫,直盜賊爾,固不足道也。豈非所謂不仁而得天下者哉!夫項王之起,年二十四,不階尺土,自奮邱壟,二年而平秦霸天下,廢立王侯,政由一已。雖所為有異于高祖,然以曹操、司馬懿而視,王真偉人也。余又覽觀山川,想追騎云集,王以短兵接戰,英勇不衰。謝亭長顧呂馬童之時,其視死生為何如!雄烈之氣凜凜而在。邑人廟祀至于今不怠者,豈以王之亡秦興漢之功大、而得失自我、不為奸詐篡奪、真磊落大丈夫也哉!②

唐·魏征等《隋書》,元大德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縮印,第三冊,1998

后晉·劉等《舊唐書》,宋紹興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縮印,第四冊,1998年。

元·脫脫等《宋史》,元至正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縮印,第五、六冊,1998

清·張廷玉等《明史》,清武英殿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縮印,第八冊,1998

宋·司馬光《資治通》,清胡克家覆刻元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縮印,1987年。

宋·袁樞《通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79年。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王國維《水經注校》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中華書局,1983

宋·樂史《宋太平寰宇記》,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中華書局影印,冊4692006

宋·樂史《宋本太平寰宇記》,中華書局據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存世孤本影印,2000年。

宋·王存等《元豐九域志》,中華書局,1984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中華書局據文選樓鈔本影印,1992

《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縮印本,1934年版;上海書店重印,1984

清·顧炎武《日知錄》,《日知錄集釋》本,長沙岳麓書社,1995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記要》,上海:中華書局,1955年。

《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據浙江杭州刻本影印,1965

《太平御覽》,宋刻本,中華書局影印,1960

《古今圖書集成》,中華書局、巴蜀書社聯合出版,1985

唐·劉知《史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全匱浦氏靜寄東軒藏版,上海棋盤街文瑞樓印行,清光緒十九年

清·趙翼《廿二史記》,世界書局1939年版,北京:中國書店影印,1987

《全唐文》,清揚州官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0

《全唐詩》(全二十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

《全宋文》,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2006

《全宋詩》,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全宋詞》(全五冊),唐圭璋編,中華書局,1965

《爾雅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影印,1980

《談文解字注》,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經韻樓藏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1

錢鍾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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