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羽自刎烏江史實毋庸置疑

發布時間:2019-05-04 15:51作者:hxzf99vc 來源:匿名瀏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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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貴華 

摘要:本文從《史記》的真實性、陰陵地理位置、艤船待之含義、東城與烏江的關系、項羽遺跡等方面,與計正山先生和國學大師馮其庸進行衷懇的商榷。關鍵詞:《史記》、《漢書》、項羽、陰陵山、東城、烏江、遺跡、詩文。

2007710日,《江淮時報·文史版》以全版的篇幅刊發了計正山《項羽并非死于烏江》(以下簡稱“計文”),并以眉題標出“作者與國學大師馮其庸22年考證,霸王身死定遠東城有據可考”;《中華文史論叢》(20072月第86輯)發表了馮其庸先生的《項羽不死于烏江考》(以下簡稱“馮文”)。筆者回憶,22年前計先生于《光明日報》(1985213日《史學》版)發表《項羽究竟死于何地》,認為項羽自刎烏江為民間傳聞。筆者曾在《安徽史學》以《項羽自刎烏江并非民間傳聞》為題,與之商榷。此后,雙方偃旗息鼓,并未繼續爭鳴。22年后,計先生舊事重提,并以馮其庸國學大師壓陣,大有不將項羽死地由和縣烏江搬到定遠決不罷休的勢頭。可惜,“計文”與“馮文”均無據可憑,有的只是望文生義和主觀臆斷。對此,筆者不能茍同。現提出有關不同看法,與計正山先生再度商榷,并就教馮其庸國學大師。 

不能以《史記》否定《史記》 

《史記》是中國古代不朽的歷史著作,古今名人多有稱頌,不可輕易否定。

司馬遷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歷史學家,開創了中國的歷史學;其《史記》是中國古代不朽的歷史著作。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序》云:“裴骃(劉宋時人《史記集解》著述者)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蘇軾贊司馬遷“文章多奇氣”,金圣嘆稱《史記》為“天下第一才子書”,梁啟超稱譽司馬遷為“史界太祖”,魯迅稱贊《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本紀》是《史記》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編年為次,記載黃帝以至漢武帝時期的大事。

計正山先生的文章《項羽并非死于烏江》指摘說:“通覽《史記》,自《五帝本紀》、《夏本紀》至《殷本紀》、《周本紀》,司馬遷在撰寫之初,有文字記載者寥寥,多為口口相傳之史”或“支離鱗片之語”;“其中神奇怪誕之說比比皆是,僅《史記·高祖本紀》就有六、七處之多。”并以“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太祖。”以此為其“項羽并非死于烏江”的論點服務,實際上是以《史記》否定《史記》。

應當知道,秦始皇焚書之后,大量史籍不存,“口口相傳”之史的現象確有存在。筆者以為,研究者不僅在于發現“口口相傳”之史,更重要的是考證出真正的歷史史實。試問:“劉媼夢與神遇”,有誰證明她不做夢或不與神遇?“夢想成真”至今仍為時尚。又有誰考證是時未有“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并無“蛟龍于其上”?

司馬遷與《漢書》作者班固,均系漢朝當代史官,距史實發生的年代最近,班固嚴于治史,向為史界稱道。他在《高帝紀》論贊中亦有“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之說。如果《史記》對項羽自刎烏江的記載不可信,那么,嚴于治史的班固也不會“人云亦云”“沿襲照抄”《史記》的“不實”記載。

“計文”視《史記》老嫗夜哭斬蛇、老翁田間相命、張良待履圯下、韓信受辱胯下等等,“都是百姓口口相傳的故事”,加以否定,而將定遠的民間傳說,作為項羽不死烏江論據,加以肯定,未免失之考證。“計文”說:“定遠有個民間傳說婦孺皆知,說當年霸王將虞姬娘娘頭顱拴在馬鞍上一路滴血,直至嗟虞墩,每一滴血都長成一個土谷堆”。這里不難看出,“計文”以項羽自刎烏江為傳聞,加以否定,而將定遠“傳說”作為論據,加以肯定。試問又如何“考證”“每一滴血都長成一個土谷堆?”

“計文”摘錄了《鳳陽縣志·大事記》:“鐘離城址:為春秋時鐘離子國故城址,位于臨淮關鎮東1.5公里。……謂楚霸王項羽自垓下敗走烏江經此。為防御追兵率將士壘筑……”這里有三個問題有待澄清。其一,“謂楚霸王項羽垓下敗走烏江經此”,是項羽自刎烏江的肯定,還是否定?其二,項羽“為防御追兵率將士壘筑。”《史記》明確記載:“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余人耳。”臨戰筑城,建材何人備?工匠哪里來?即使材料有備,項羽部下多諳瓦木之活,在危急關頭的短時間之內,能建成“有四門,東西寬360米,南北長380米”規制有序的城池嗎?其三,前說“為春秋時鐘離子國故城址”,后又“謂楚霸王項羽為防御追兵率將士壘筑……”,這種前后矛盾,語焉不詳的文字,能成為考證的論據嗎?

經查閱,“計文”在摘錄《鳳陽縣志·大事記》時,有意將“率將士壘筑”后面的“顯系訛傳”作了省略。這不僅篡改了史實,且對《鳳陽縣志》極不尊重。

童陽和先生說得好:“民間傳說有它相對的真實性,也有它的流變性,它帶有歷史意味,卻又不是歷史記載。如果完全不信,便錯了……如果信以為真,那是愈講愈糊涂。民間傳說姑妄言之,我們只好姑妄聽之”。(《巢湖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另外,“由于司馬遷曾親自游歷名山大川,所以(楚漢)雙方渡江涉河、斬關奪隘時地理形勢,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給人以條理分明、江山如望的親切感。”因此,司馬遷“將發生在東城的血戰情節,與烏江的民間傳說縫綴彌合了。”“計文”所述文字,并無考據,完全出于作者的主觀想象。它貫穿著一種錯誤的推理:即實地調查(游歷名山大川)是產生假話(不符史實的“佳話”)的前提:假話是實地調查的必然結果。  

陰陵確切的地理位置 

陰陵與項羽死地密切相關。從當時情勢判斷和史籍證明,陰陵為山名,位于與東城接壤的歷陽邊陲。

陰陵,與項羽死地密切相關,弄清它的確切所在,至為重要。歷來,注家對陰陵的注釋多有分歧,歸納起來,約有三說。

一為“靈璧說”,以陰陵為山名。持此說者,以《安徽通志》和《鳳陽府志》為據。《安徽通志》云:“垓下聚在靈璧縣東南陰陵山之南”。《鳳陽府志》云:“陰陵山在靈璧縣東南十五里,與泗州接界,項羽失道于此。”按《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迷失道在渡淮以后,靈璧的陰陵山在淮水之北,項羽不可能于渡淮之后,返渡淮北。這是顯而易見的。清乾隆《靈璧縣志》早有考訂:“……考《史記》注,陰陵在淮南,不應入《靈璧志》。”

二為“定遠說”,以陰陵為故城。《定遠縣志》云:“陰陵城,縣西北六十里,饃邪山南,周圍二里,故址猶存……羽潰南山馳,漢騎將灌嬰追羽過淮,羽至陰陵迷失道即此。”這種說法同樣是靠不住的。其一,定遠縣的饃邪山從未有“陰陵”之名。位于今定遠縣靠山鄉古城行政村的陰陵故城遺址,北依饃邪山麓,地高勢險,遺址及其周圍并無大澤,“陷澤”之說不能成立。據此,陰陵當非故城。其二,項羽垓下直夜突圍,平明漢軍方覺,乃追之。說明項羽突圍是成功的。以時間推論,直夜至平明,時值隆冬,約有六小時之多,“日行千里”的烏騅,在只有追擊沒有堵截的情況下,早已飛渡淮河。按當時的情勢判斷,身經百戰,具有戰爭實踐經驗的項羽,在渡淮后不會舍棄東城縣境的平原捷徑,偏離“南出”“向東”的預定路線,翻越山勢峻拔、騎難馳駛的饃邪山(灌嬰的“車騎”更難通過),而投向陰陵故城。《史記》和《漢書》以同樣的文字記載:“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下東城、歷陽。”只字未提陰陵。如果項羽迷失道陰陵故城或陰陵縣境,灌嬰追兵必過斯境,《灌嬰傳》當記述為“下陰陵、東城”,而不會記作“下東城、歷陽”。

三為“和縣說”,以陰陵為山名。筆者認為此說可信。理由有三:一、據史料記載,楚漢相爭之時,歷陽(今安徽和縣)與東城為鄰縣,項羽過滁后,由東城縣境進入歷陽縣境,迷道于歷陽陰陵山前,受田父紿,陷大澤(今和縣石楊鎮綽廟社區裕民圩)。這不僅符合項羽潰圍南出的客觀路線,且與項羽潰圍的時間、灌嬰追擊的行程,也十分吻合。二、“和縣說”有翔實史實為據。《輿地紀勝》載:“陰陵山,在烏江縣(今和縣烏江鎮——筆者)西北四十五里,即項羽迷道處。”《綱鑒易知錄》:“陰陵山,在今安徽和縣北,接江蘇江浦縣界。”《直隸和州志》:“陰陵山、州北八十里,旁有澤,名紅草湖(今裕民圩——筆者)。春夏之交,潦水漲發,彌漫無際,即陰陵大澤者也。”并引《述異記》云:“陰陵九曲澤,澤中有項王村,項王失路于澤中,周回九曲,后人因以為名。”《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陰陵山,在安徽和縣北八十里,接江蘇江浦縣界。”并引《輿地紀勝》“即項羽迷道處。”三、有名人詩作為佐證。唐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劉禹錫由夔州(今奉節縣)遷任和州(今和縣)刺史,任內曾撰《和州志》,其志今雖亡佚,但卻留下了志書的圖經序(即《歷陽書事》),以詩的形式記述了和州名勝:“一夕成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道處,亞父所封城……”唐詩人張祜游和州陰陵山,曾作《過陰陵山》,詩云:“壯士凄惶到山下,行人惆悵上山頭。生前此路已迷失,寂寞孤魂何處游?”(見《直隸和州志·山川》引《全唐詩》)。 

烏江亭長何能料事如神 

艤船是整船向岸的動態描述,并非預先以船而待的靜止狀態。據此,“烏江亭長料事如神”之疑竇,即迎刃而解。

《史記·項羽本紀》載:“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計文”說:“項羽垓下兵敗,其勢也是急轉直下的,中間又因取道陰陵、迷途受殆(“計文”如此)才為漢軍追及,而遠在三百里之外的烏江亭長,縱有救籍之心又何以會料事如神,預先艤船以待?難道說還有誰用什么通訊工具通知他:項王于某日某時將從此過江?”

實際上,《史記》[集解]對“艤”字注釋得非常清楚:應劭曰“艤,正也”。孟康曰“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由此可見,艤船是整船向岸的動態表述,并非于“預先”以船而待的靜止狀態。據此可知,正在整船向岸的烏江亭長,見了熟識、而且相知的本國之王,勸其渡江,當在情理之中。項羽十分冷靜而又理智地判斷了當時形勢,以“天亡我也”,謝絕亭長之美意,稱亭長為“長者”(對德高望重者的尊稱),并將烏騅寶馬賜與他。可見二者之間交往之深,相識非淺。“計文”責問項羽:本欲渡江,今又為何不渡?尚有部下,怎能說一人還?筆者認為項羽本欲渡,終不渡,是當時客觀形勢的決定,是項羽思想認識的升華:結束戰爭,還安寧于百姓(此論不屬本篇重點,故暫且不作深入論述)。假使項羽同意渡江,試問亭長一人操持的船有多大,能渡幾人?筆者大膽推斷:當時之船充其量只能載項羽單人匹馬,其余部下不可能同時渡江,因此,項羽才有“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的中肯之論。“今無一人還”,并非夸張。

“馮文”說:“司馬遷《史記》在敘事上是非常講究章法和文法、字法的……我認為這兩個句子(指‘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兩句),其中可能有錯簡。我設想,可能‘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一句文字有脫漏,我以為‘于是項王’下脫‘之眾’(大意)這樣兩個字,全句應為‘于是項王之眾乃欲東渡烏江’。這就是說想東渡烏江的不是項王,而是項王的部從,所以下文緊接烏江亭長的一段勸說,然后接‘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一大段說明項王不能渡江的道理。這樣文章才上下貫通,沒有矛盾。”筆者以為,一般而言,一種想法有三種情況:主帥想,部從不想;部從想,而主帥不想;主帥與部從均有所想。想與不想的結論,主帥起決定作用,且形勢緊迫,不容優柔寡斷,只能當機立斷,“大師”為什么偏要將主帥之想改為部從之想,道理何在?言簡意賅、文省理幽正是《史記》的特色。如果硬將大師行文的風范強加于古人頭上,不僅大有不合時宜之嫌,而且顯得過于苛刻。

“欲”即想。項王初衷想東渡烏江;敗退烏江,客觀形勢不容渡,改變初衷而不渡江,有何不可?《史記·高祖本紀》:“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漢初想屠城,后改變方法使魯投降,并未屠城。這里不能強求漢一定要屠城。漢欲屠而未屠,以勝告終;項王欲渡而未渡,以死結局,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正是司馬遷“筆削冠于史籍”之所在。  

烏江以亭制隸屬于東城縣  

史籍證明,楚漢相爭之際,烏江以亭制隸屬于東城縣。“身死東城”,即“身死東城縣烏江亭”之簡略,此種簡略,古今皆有之。

“計文”以《高祖本紀》“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的記述為依據,否定《項羽本紀》項羽自刎烏江的史實,至少有二個問題不能自圓其說。其一、《史記·項羽本紀》明確記載:項羽率八百騎突圍,過淮能屬者百余騎,至東城乃二十八騎。于東城“斬首八萬”從何說起?其二、《史記·高祖本紀》載:“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后,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后。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由此可見,將三十萬大軍的韓信與籍交戰,尚不能占得便宜,如果項羽有八萬之眾,并據東城固守,與灌嬰五千騎血戰,灌嬰又如何敵得過兵力超過自己若干倍的項羽?其實《史記·高祖本紀》的這段文字,并非灌嬰戰績的具體記載,而是記述劉邦垓下決戰所取得的勝利。“騎將灌嬰追殺東城”的“東城”,并非東城故城,而是“東城縣境”。這里的“追殺”,不能等同于單一“殺”的含義,全句猶言灌嬰奉劉邦之令,追逐、打擊項羽于東城縣境。“斬首八萬”,是指劉邦決戰垓下消滅項羽的總人數。

那么,“項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又‘漢軍圍之數重’。項羽自己已‘自度不得脫’,何以能忽而來到三百里之外的烏江?”如前所述,這里的東城,并非東城故城,而是東城縣地。本來奔馳在東城縣地的項羽,至歷陽陰陵迷失道。當他弄清方向后,即“復引兵而東”重新回到東城縣地。復,返回也。《易泰》訓義:“無往而不復”。“漢軍圍之數重”的地點,也不在東城故城,而是東城縣境內的“四潰山”(今烏江駟馬山)。此山本是無名小山。名始見于《漢書·項籍傳》:項王“于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為環陳外向”。《太平寰宇記》載:“四潰山和州北七十里,項王分騎為環陣,四面馳下,潰圍斬將,即此處。”“項王自度不得脫”,是項羽對當時形勢的正確判斷。再度突出重圍,是他“快戰”——置生死于不顧,痛痛快快打一仗的結果。

其實“項羽自刎烏江”與“身死東城”并無歧異。據有關古籍記載,秦漢之時,烏江以亭制隸屬于東城縣。《輿地廣記》載:“烏江本東城縣之烏江亭,項羽欲渡烏江即此。兩漢屬九江郡,晉置烏江縣……”唐《元和郡縣圖志》:“項羽南走至烏江亭,灌嬰等追羽,楊喜斬羽于東城(當為東城縣境—筆者),即此地也。”《直隸和州志》引《太平寰宇記》:“烏江縣本秦烏江亭,漢東城縣地。項羽敗于垓下,東走至烏江,亭長舟待羽處也。晉太康六年始于東城縣界置烏江縣。”章學誠《和州志》記載更為明確:“和(州)處江北而實介于淮海之間。故揚州域內也。春秋戰國皆屬楚地,秦為九江郡之歷陽縣及東城縣之烏江亭地,歷陽為都尉所治。漢高帝更九江郡為淮南國,歷陽及東城烏江亭地如故……太康六年即東城烏江亭地置烏江縣,與歷陽俱屬淮南郡。”

由于烏江縣置于東城縣界,后來的眾多著名詩人騷客,在他們的詩文中仍以“東城”舊稱代名烏江。唐著名詩人張籍(和州烏江人),閑居烏江時,曾作《閑居》詩,有“東城南陌塵,紫巾憲與朱輪”詩句(《張司業集》)。宋賀鑄于元祐元年出任和州通判,在《遷家歷陽江行夜泊》中寫道:“黃泥潭口木義 征篷,回首東城祇眼中。”(《慶湖集》)詩人回首之際,看到的只是烏江,不可能望見相距三百里外位于今定遠縣的故城東城。明人杜浩(和州豐山杜村人,北宋歌豪杜師雄后裔)有“古來無敵歸仁者,漫說東城斬將功”詠史詩句(《南莠村集》)。清人釋傳彝《過霸王廟》詩云:“西風古廟飛黃葉,落日荒江冷碧波。抔土東城休悵望,漢家無復舊山河。”(《江雨集》)

根據上述史料記載,著名詩人的佐證,烏江隸屬東城確定無疑。據此可知,《史記·項羽本紀》關于項羽自刎烏江的記載,與論贊“身死東城”的提法,并無矛盾,自刎烏江,是具體記述;“身死東城”是“身死東城烏江”的簡略。這種簡略,古今皆有之,不足為怪。通讀《史記》,類似者多處。現舉一例如下。《史記·匈奴列傳》:“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史記·高祖本紀》則說:“高祖自往擊之……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后罷去”。白登是平城縣的一座山,猶如烏江是東城的一個亭,兩者相似何其乃爾,不言而喻。  

“血食斯土”遺跡長存 

項羽自刎,漢五將卒分解其體后,烏江亭長即在自刎之地墓葬了項羽的血衣和殘骸,立“項亭”以祀。唐時建祠,遺跡長存,歷代名人多有詩文吟誦。

馮大師在文章中說:“現在我所看到的最早的項羽烏江自刎的文字資料是元代中期劇作家金仁杰的《蕭何月夜追韓信》雜劇。可能正是雜劇的作用,‘烏江自刎’的傳說才得以廣泛傳播。”項羽自刎烏江的史實源出于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嚴于治史的班固在斷代史《漢書》中亦如是秉筆直書。清代學者嚴可均輯《全漢文》云:項王“名籍,字羽,下相人,楚將項燕孫。……漢元年,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五年,兵敗,走烏江,自刎死。有《兵法》一篇。”足見漢代即肯定了項羽烏江自刎的史實。至于馮先生說:“項羽自刎烏江之說,到唐代似乎還未有文字可稽。”不免失之考證,貽笑大方。這與飽讀史書、學富五車的大師身份實不相稱。

項羽自刎烏江,不僅見載于《史記》和歷代諸家史書,且有史跡為證。今烏江駐馬河,原名駐馬塘,因項羽駐馬于此而得名。南朝梁任昉《述異記》載:“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駐馬塘,即當時烏江亭長艤舟待羽處。”《和州志》記載:劉邦以魯公號葬項羽后,烏江亭長即在項羽自刎之地墓葬了項羽的血衣和殘骸,并立亭以祀,名曰“項亭”。唐時建祠,規模宏偉,李白從叔李陽冰為之篆額,曰:“西楚霸王靈祠”。歷代相繼修繕,靈祠長存至今。每年農歷三月初三,烏江舉行霸王廟會,儀式隆重;插花山(即陰陵山)祭祀虞姬,聲勢浩大,香火極盛,且漸由單純祭祀擴展為集市貿易。是時,游人如織,省內外高朋嘉客慕名而來者,絡繹不絕。自唐以來,歷代名人多有詩文,或吟頌,或贊嘆。唐李德裕嘗拜謁項王祠,作《項王亭賦》。晚唐詩人杜牧曾作《題烏江亭》,對項羽自刎烏江、沒有東渡、捲土重來而深表惋惜。宋王安石有“江東子弟今猶在,肯為君王捲土來”詩句。女詞人李清照有“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絕句。烏江縣令龔相在其《項王亭賦》序中寫道:“前人遺跡往往化為榛莽狐貍之區矣,獨項王亭去古浸遠,于邑為近,”并贊項羽:“臨江不渡,留騅報德,有何憊也”(《項王廟碑》)。元達魯花赤不蘭溪在《重修西楚霸王廟記》中云:“……由漢而下,革十五代,城郭宮陵榛莽,獨王血食斯土。”

這里,盡管詩人、學者、政要,對項羽的評價各有所見,但他們對項羽自刎烏江的史實,卻一致認可。筆者認為,馮先生的文章,論據不足,多半采用中途轉換考證命題方法,將考證變成史籍的評論,混淆了視聽,誤導了讀者。正如古人言:“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注:此文原載安徽省《江淮時報》2007.10.9文史版。“陰陵確切的地理位置”等,系編者按原著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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